特立独行的劳伦斯，性格迥异在哪都受排挤

特立独行的劳伦斯，性格迥异在哪都受排挤

为什么劳伦斯在英国那么多年，一直很受排挤?他之所以长年流浪到国外去，也是跟他当初在英国没什么市场有关系。为什么?跟他的出身，跟他的家乡很有关系了。为什么?后来我考察过劳伦斯最早成名的这么一个阶段。你想，他是一个矿工的儿子，撑死就是一个大专生，而且学的还不是什么高雅的什么文学的东西。他的那个专业是什么呢?是师范班，就是把他训练成一个小学教师，英国的这种训练是非常严格的，读到什么东西只能教什么。要读到师范大专班，就只能去教小学，不可能再去教中学，否则，必须大学毕业。在那个年代，劳伦斯就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人在那种环境下，在非常务实，非常庸俗的环境里，要成为一个诗人?他最早是写诗。上课，劳伦斯不好好读书的，上课就写诗，不听课，因为课也不是很难，自个儿写诗。后来，我们看到好多劳伦斯的原作是小练习本，小横格本。吭哧吭哧写那些诗，就是这样的，他是一个诗人，他要顶着多么大的压力。就是说，你是不务正业。他的父母，尤其他的母亲如果要知道他是搞文学创作，他母亲绝对是不可容忍。虽然他母亲价值观念和他父亲是那么的不同，所谓的不同也不是在于精神上，更多是在物质上，就说你别给我下井挖煤去，弄得浑身脏兮兮地回来吃饭，还要我帮你洗，你得去当白领，你得去挣钱去。他母亲其实最终，我们现在去看，其实也不是俗，就是非常务实的这么一种观念。所以劳伦斯他必须顶着什么样的压力呢?所有的小镇子人对他的一种斜视，用北京话说，就你那样，你还写什么诗?你!

特兰，罗素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罗素一生留下了70多部著作和无数篇的文章，他把自己所有的智慧和力量都献给了人类。《性爱与婚姻》是一部论述爱情、婚姻和幸福的著作，是罗素的代表作品之一，值得每一位善良、向往美好爱情和幸福婚姻的人去阅读、去品味。 19世纪，欧洲受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严厉的宗教性禁锢影响极深：对女性的贞洁要求非常苛刻;妇女受到严重的歧视：严格的终身一夫一妻制束缚着人们，即使感情完全破裂的夫妻也不准离婚;手淫被认为是亵渎神灵的罪恶;不准谈论性：不准进行与性有关的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为此，人们普遍受到沉重的性压抑。罗素在《性爱与婚姻》一书中，对不合理的宗教性禁锢进行了抨击，并倡导真诚纯洁的爱情和婚姻自由，提出了婚姻革命的主张。

罗素本人可以称得上是婚姻革命的典范。他强烈地追求爱情。在他97年漫长的一生中，他爱过不止一个女性，但他的爱始终是真诚的。他说：“在爱中我看到了诗人和圣者眼中的天堂，为了那种狂喜我愿意牺牲自己生命中的一切。”

作为一名思想大师，罗素是主张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的。罗素的母亲是一位女权运动的倡导者，在19世纪60年代她就为争取妇女选举权而发表演讲。在生罗素时，她坚持让一位女医生来接生，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开历史先河的举动。由于受母亲的影响。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思想在罗素的脑海中是根深蒂固的。

在本书中，罗素讨论了妇女的地位，分析了妇女在社会中被歧视的根源，并从社会地位、性道德、妇女教育等方面讨论了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的问题。

罗素看到，几乎所有的时代和民族都把女性置于低于男性的社会地位上。他认为，男性的主宰最初起源于他们体能上的优势，但随着文明的进程，这种优势已渐渐地消失，因此，男女平等的呼声就日益强烈。他还认为，男女之间的关系越密切，彼此就越不应当剥夺对方的自主性，就越不应当伤害对方的自尊和自立。他认为没有互相尊重的爱是退化的，对于爱方和被爱方都是如此。

罗素是拥护妇女解放的。在他看来，妇女解放是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在本书中，他指出：“妇女的权利实际上并不根据这样一种信念，即妇女在道德上或其他方面优于男子;她们的权利完全根据于她们作为人的权利，或者更确切地说，根据有利于民主的一般观念。”这种从民主运动和人权高度来论述妇女权利的视角的确不同凡响。

为了实现妇女解放，罗素在本书中还谈到了妇女教育的问题。他认为现代社会应当通过各种方法使每一个有能力的人都受到教育，理想的教育制度是民主的，民主的教育制度应是能使每一个儿童都获得最优机会的教育制度。为了培养合格的公民，女性也应该受教育，尤其是如何做一位合格母亲的教育。他认为，社会文明的进程会大大地减少女人的母性感，除非女人能够得到一大笔养育孩子的费用。因此，罗素提出国家要为专职母亲支付报酬。

在本书中，罗素还从性道德角度论述了妇女教育的意义。他认为一个因教育而拥有活泼、勇敢、智慧和理智的男女所组成的社会，将与过去存在的一切社会截然不同。不愉快的人必定极少。而他认为不愉快的主要原因是：不健康、贫穷和不能令人满足的性生活。性与人类生活中最大的快事是密切相联的。但是，传统道德教育使妇女把性视为一个罪恶，极大地束缚了她们的本性。性恐惧教育一直被认为是女性保持“贞洁”的唯一途径，于是人们总是把女性教育成身体上和心灵上的怯懦者。正像罗素在本书中描述的：“有身份的女人普遍认为，性交对于绝大多数女人都不是件快事，她们在婚姻中之所以能忍受性交的痛苦，只是出于一种义务感。”因此，罗素提倡对女孩子如同对待男孩子一样，进行勇敢和体育方面的教育，而不应当教导她们怯懦和依赖他人。否则，会搞糟她们未来的家庭生活。

在罗素关于妇女解放的观点中，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必须提及，这就是他对性解放和性自由的倡导。他看到妇女的政治解放与婚姻道德有重要的联系。在古代社会，人们一直用束缚妇女的方式保持她们的道德，从不设法培养她内心的自制能力。所以，最初的男女平等要求，不仅涉及政治问题，而且与性道德有关。当时，一些主张妇女权利的人认为，男女两性的道德是相同的，男女具有相同的理性能力，以往妇女在历史上的劣势是人为造成的。持这一观点的人追求的是道德自由中的平等，认为女性应当争取包括性道德在内的所有历史上被剥夺的平等权利。正如罗素在本书中写的：“那些争取妇女权利的先锋分子是一批极为严厉的道德家，他们希望用以前束缚女人的那些道德锁链来束缚男人。”罗素并不赞同这一看法，他从女权主义理论引申出男女性道德平等权，以及婚姻关系中男女平等的结论。因此，他倡导的性道德实际上是解放两性的性道德，不是用从前捆绑女性的道德绳索捆绑男性，而是给女性松绑，让她们获得与男性一样的自由和权利。但罗素也因此而走向了极端，主张两性的性解放和性自由，认为女性也可以像从前的男性一样有一种开放的性态度和性生活，并赋予“婚外恋”等现象以合法化。这些观点使他在备受一些女权主义者欢迎的同时，也遭受到厄运，甚至丢掉了在美国大学里的教职。

罗素作为一位在“父权制”思想体系中成长起来的思想家，能够从自由主义和民主权利、人权出发谈论和拥护妇女解放，倡导妇女教育，批评性道德上的“双重标准”，主张男女道德上的平等，这些在当时都是堪称革命性举动。

但是，罗素关于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的论点具有某些时代的局限性。例如，他在强调女性教育时给出的理由是女性要做母亲，做男人的生活上和性关系上的伴侣，所以必须要有文化，而不是从女性自身作为人格的独立和完善来讨论这一问题的。另外，作为一名男性，罗素对妇女的苦难也不可能有真正切身的体验，在呼吁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的过程中也不免表露出男性化的思维特征。

任何社会，无论是古代的或现代的，都有两种密切相联的主要成分：一种是经济制度;另一种是家庭制度。就目前而言。存在着两种有影响的思想学派：一种是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源于经济的：另一种是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源于性或家庭的。前者是马克思的流派;后者是弗洛伊德的流派。我不属于这两个流派，因为在我看来，按照因果关系的观点，经济和性是相互关联的，两者都不明显地超出对方之上。例如：工业革命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于性道德不可否认地都具有深刻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清教徒的性道德从心理上来说，却是工业革命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原因。

我从来没有把经济或性确定为首要因素。因为事实上两者是不能截然分开的。经济的主要责任是让人获得温饱。但是在那些只是为了个人利益而获取温饱的人中间，温饱的需要是微乎其微的;温饱的需要是由于家庭的缘故。因此，随着家庭制度的转换，经济的目的也会转换。显而易见，如果孩子离开了他们的家庭而由国家即柏拉图所说的那种共和国负责养育，那么不但人寿保险而且大多数私人储蓄都将会减少很多，甚至完全停止。这就是说，如果某个国家承认了父权，那么这个国家就将在事实上成为惟一的资本家。有些学者常常提出一个反问，即假如国家成了惟一的资本家，那么我们现在所有的家庭都将无法存在下去。然而即使真到了这个地步，也无法否认，在私人财产和家庭之间，存在着一种相辅相承的紧密联系。正因为如此，导致了我们无法弄清其中的因果。

一个社会的性道德包括以下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通过法律体现的积极的制度，如一些国家的一夫一妻制和一些国家的一夫多妻制;第二个阶段，法律没有干涉的权利，值得重视的是舆论;最后一个阶段，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中，只注重个人的选择。除苏俄以外，在当今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国家的性道德和性制度是由惟理思想所决定的。而且世界历史上也从未有过这样一个时代。这并不是说，苏俄的制度在这方面是无可挑剔的;我的意思不过是，这些制度或至少有相当的一部分，并不像各个时代中其他国家的制度那样，是迷信和传统派生出来的。至于从大多数人的幸福观出发，到底什么是最高尚的性道德，那确实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而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也会由于各种环境而不尽相同。在一个工业发达的社会中和在一个原始的农业制度下，回答是不同的;在一个医学发达和卫生条件很好因而死亡率很低的地方，和在一个瘟疫横行以至大多数居民在成年之前就面临死亡的地区，回答是不同的。当我们的知识丰富起来时，就可以这样认为：即使是最高尚的性道德，也会因为物质条件或时间、地点的不同而产生许多差异。

古往今来，性道德对个人、夫妻、家庭、民族和国家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可是，在某个特定的时候，它的影响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当我们考察某个特定的制度时，就必须首先研究以上各种影响，之后才可以断定这制度究竟怎么样。

首先，我们应研究一下纯粹属于个人影响的，这些影响是基于心理分析的。这里，我们所要关注的不仅是一个人成年时，由法律裁定的行为上的影响，并且我们也要注意到一个人壮年时所具有的那种遵守法律的传统观念。我们大家都知道，古代的禁忌的影响是奇特而直接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所要讨论的自然是个人的幸福。

其次。考察的是男女之间的问题。某些性关系显然要比另一些更有价值。许多人认为，假如性关系的主要成分是心理的，而不是纯粹生理的，这样的性关系当然更完美些。的确，诗人所歌颂的并传授给受过教育的男女的一般认识是，如果进入性关系的人格外多，爱情的价值就会增长。诗人还教人们根据爱的强烈程度来判断爱的价值，不过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大多数现代人认为，爱应该是一种平等的男女关系，因此，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一夫多妻制不能视为是理想的制度。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既要考虑婚姻，也要考虑婚姻以外的各种关系，因为无论实行何种婚姻制度，婚姻以外的各种关系也将随着婚姻制度的不同而各异。

再其次，我们要对家庭问题展开讨论。由于时代和地区的不同，家庭组织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类型。但是，父权家庭要比其他类型的家庭组织更为重要，并且一夫一妻制的父权家庭要比一夫多妻制的多得多。远在基督教产生以前，西方文化中性道德的主要动机，就是要性文明达到这种女性道德的水平。没有这种道德文明，父权家庭也不可能存在，因为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就无法确定。基督教对于男性道德的贡献，在心理方面是源于禁欲主义的教义。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动力更是由于女性的嫉妒而越发增强。女性的嫉妒在妇女解放运动中很有势力。然而，约束男性这后一个动机是暂时的，因为即使从事情的表面上看，我们也可以看出，虽然在过去，被束缚的一直都是女人，但是，女人们想要的是一个能给予男女两性自由平等的制度，并非是一个让女性去束缚男性的制度。

事实上，在一夫一妻的家庭中，情况也是多种多样的。婚姻或者由男女双方自己决定，或者由他们的父母决定。在一些国家，新娘是买来的，但在另一些地方，例如法国，新郎却是买来的。说到离婚，其种类更是五花八门。信天主教的人不允许离婚，而中国过去的制度却允许男人休掉他的妻子，原因仅仅是她爱唠叨而已。在两性关系中，彼此始终不渝，不仅仅在人类中存在，就是在动物中也是有的。为了保持物种的延续，在抚养孩子时，雄性的参加是不可缺少的。例如，雄鸟为了孵化小鸟必须持续地卧在鸟卵之上以保持鸟卵的温度;而且为了饮食，还必须每天花费大量时间去觅食。在这个过程中，要一只鸟同时兼顾这两件事是不可能的，因此雄性的合作是必须的，结果大多数雄鸟就成了道德上的模范。在人类中，父亲的合作对于子女生理上是一种极大的付出，特别是在不安定的时代或在动乱的民族中。但是，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父亲的作用正在被国家逐渐地削弱。很多人认为，父亲在生理上的贡献不久就会失去，起码在雇佣劳动阶级中是这样。假如产生这种状况，世袭的标准就会完全改变，因为做母亲的将没有任何依据来确定她的孩子的父亲。柏拉图则更进了一步，他不但要用国家去替代父亲的位置，还要替代母亲的位置。我对柏拉图的这个构想无法赞同，因为我既不是一个国家的热烈拥护者，也不是完全赞成孤儿院的人。同时，有限的经济承受力也使这种构想根本无法实现。

法律与性有两种不同的关联关系：首先，法律是在执行为社会所采纳的关于性道德问题的法律;其次，它也在保护性范畴中个人的一般权利。后者具有两个主要部分：一方面保护女性和未成年人，使他们免受欺侮和殴打，另一方面防止花柳病。但是，就纯粹的成效而言，由于这两方面都未能得到很好的重视。因此，这两方面的工作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认真处理。至于前一方面，我们虽然进行过反对卖淫的运动，而且也为此通过了一些法律，但这个运动过于狂热，因为所通过的那些法律很容易让以犯罪为职业的人所逃避，而且还提供了敲诈无辜者的机会。至于后一方面，那种认为花柳病是一种对罪孽的正当惩罚的观点，使得我们不去采纳那些纯粹以医学为根据的办法。同时，人们普遍认为花柳病是难以启口的，以致将病情隐瞒起来，因而得不到及时或充分的治疗。

最后，我们来谈谈人口问题。这是一个涉及范围极广的问题，必须从许多方面加以探讨。主要有母亲的健康问题，孩子的健康问题，还有大家庭和小家庭在心理上对孩子性格的影响问题。这些大概可以全部归为卫生方面的问题。此外，还有个人的或公共的经济问题：每个家庭中个人财产的问题，社会与家庭的关系问题，社会人口的出生率问题。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人口问题对于国际关系和世界和平的影响。还有优生的问题，即关于世界不同区域的不同出生率和死亡率所产生的人种改良或退化的问题。在我们没有把以上所列各点完全弄清楚之前，是不能对任何性道德加以肯定或否定的。那些所谓的社会改良家和极端分子都有一种坏习惯，就是他们只能看到问题的一面，或者顶多两面;他们很少有人能把个人观念和政治观念联系起来进行全面考虑。我们不能盲目地说这一点比那一点更重要，并且我们也不能预先确定：一个从个人观念来看是好制度，从政治观念来看肯定也是好的;反之也是一样。我个人认为，在大多数时代和地方，那些无形的道德因素已使人们接受了那些包含着完全不必要的残酷性的制度，而且在那些自称最文明的民族中至今仍存在着这种情形。我还相信，医学的进步已经使性道德无论从个人观点或社会观点来看，都变得合情合理了。同时，国家在教育方面的作用的不断增强，正逐渐把父亲推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不重要的地位上去。因此，我们在批评现代道德时应该肩负的两个任务：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除那些经常是下意识的迷信成分;另一方面，注意那些使前人的智慧变得愚蠢，而不能成为现代智慧的新的因素。

为了预测现行制度的发展趋势，我将对下面三个问题进行讨论：第一，那些过去有过的，或在相对不文明的人们中间至今仍保留的制度;第二，西方文明中所通行的制度的特点：第三，这种制度必须改革的地方以及改革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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