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由来，阳物崇拜、禁欲主义和罪恶

性的由来，阳物崇拜、禁欲主义和罪恶

自从父亲的身份被发现之后，性就一直是宗教中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这完全是人们意料之中的，因为宗教总是与一切神秘和重要的事情有着密切联系。在农业和畜牧时代的初期阶段，无论是对于庄稼、牛羊或女人，多产都是人世间最重要的一件事。庄稼并非总能丰收，性交也并非总能导致怀孕。于是，人们就用宗教或巫术来达到他们所期望的目的。按照巫术的一般思想，人们认为可以通过促进人类生育来促进庄稼的丰收;而许多原始社会的人所希望的人类多产，都是通过各种宗教和巫术的形式加以促进的。在古埃及，当母系时代尚未结束之前，他们就有了农业，在那里，宗教中生殖器崇拜起初并不是男性的，而是女性的，其形状类似玛瑙贝的壳。于是，这种贝壳被认为是有魔力的，甚至后来被当作了一种钱币。然而，这个时代结束了，无论在埃及，还是在大多数具有古代文明的国家，都是如此，宗教中性的崇拜采取了男性生殖器崇拜的形式——阳物崇拜。在罗伯特·布利福尔特所著的《文明中的性》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有关这个问题最显著的事实所做的简短而精彩的描述：

在与农业有关的各种节日里，尤其是在与播种和收割有关的节日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各个时代世界各地普遍允许女人放荡乱交的最鲜明的例子……阿尔及利亚的农民反对任何禁止女人淫乱的规定，他们的理由是：任何提倡性道德的企图都会危及农作物的增产丰收。雅典人的播种节突出地表现了生育巫术的最初特征。在这个时候，女人们拿着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物，嘴里念着淫秽的话语。“农神节”曾是罗马人的播种节，后被欧洲南部的“狂欢节”所取代。在欧洲南部，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物与在印第安人和达荷美人中间所流行的有所不同，至今仍是一种很显著的特色。

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人们认为所有孩子的真正的父亲是月亮(被视为是男性的)。当然，这种观念是与月亮崇拜紧密相连的。在太阴和太阳祭司及阴历和阳历之间曾有过一次奇特的冲突，不过，这与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我不可不说，因为日历在宗教中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18世纪以前的英国和1917年革命以前的俄国，人们一直使用一种不十分准确的日历，因为他们觉得格里历是罗马天主教发明的;同时，那些致力于月亮崇拜的祭司也在四处提倡这种极不准确的阴历，因而阳历的胜利来得十分缓慢。而且是不完全的。在埃及，这种冲突曾一度引起了内战。“月亮”一词的属性有过一场文法上的争论，直到现在，在德国“月亮”这个词仍是属于阳性的。在基督教中，太阳崇拜和月亮崇拜至今仍留有痕迹，因为基督诞生在冬至，而他的复活则是在逾越节的满月时分。虽然我们不能断言，原始社会的文明具有某种理性，但我们也很难拒绝这种结论，即太阳崇拜者无论在何处取得胜利，都应归功于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太阳对于庄稼的生长，比月亮具有更多的影响。因此，农神节一般是在春季举行。

在古代，正统的教父们强烈反对所有的异族宗教对男性生殖器的崇拜。然而，尽管他们极力加以反对，男性生殖器崇拜的痕迹还是贯穿于整个中世纪，只有新教才最终把这些痕迹消除。布利福尔特写道：

在佛兰德和法兰西，男性生殖器崇拜的信徒比比皆是，例如，布列塔尼的圣贾尔斯、安如的圣雷内、布耳日的圣格勒左、圣勒诺特和圣阿诺。法国南部最负盛名的圣佛丁，被称为里昂的第一主教。在恩贝勒尼，当圣佛丁的神殿被呼格诺人毁坏时，人们把这位圣人的生殖器象征物从废墟中取了出来。这生殖器由于大量的酒浸泡而染成了红色，这些酒是他的信徒们根据习俗浇在生殖器上面的。以后，这些愚昧的信徒们又把这些酒当成一种预防不育和性无能的极有效的药剂喝进肚里。

圣娼，是古代极为盛行的另一种风俗。在许多地方，一般有身份的女人常到寺院去，与祭司或偶然相遇的陌生人偷欢。另一方面。那些女祭司本身又都是圣娼。大概这种风俗是出于通过上帝的恩赐来得到女人的生育，或用巫术来得到庄稼的丰收的目的而逐渐形成的。

到此为止，我们所谈论的都是宗教中赞成性的成分，然而，反对性的成分最初也是和赞成性的成分并存的。后来，由于基督教和佛教的流行，这些成分就战胜了它们各自的对手。韦斯特马克列举了许多例证之后说：“有一种新奇的说法，即性在婚姻以及一切性关系中，都存有不洁和罪恶的东西。”在世界上许多基督教或佛教的影响不到的地方，有许多男女祭司们曾为独身主义宣过誓。在犹太人中间有一个埃森人派别，他们认为所有性交都是罪恶的。这种观念早在古代就有它的地位，即使是在那些最仇视基督教的人中间，也有这种观念。在古罗马帝国，曾有过一种普遍的禁欲主义的倾向。伊壁鸠鲁主义几乎灭绝了，在有文化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当中，又出现了斯多葛主义。在犹太人所谓的《伪经》中，有许多篇幅表现出一种几乎视女人为玩物的态度，这与《旧约全书》古卷中提倡男性的强权态度是极不相同的。新柏拉图派几乎和基督徒一样禁欲。接着又带来了另外一种信仰，波斯人关于物质即罪恶的说教传遍了整个西方，即一切性交都是罪恶的。虽然这不是绝对的方式，却都是教会的观念。关于教会，我将在下一章中加以探讨。

现在，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在某种环境中，人们对于性有着一种自发的恐怖感，而且当这种恐怖感产生后，它竟然可以和那种更普遍的对于性的爱好一样，成为一种自然的冲动。如果我们能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研讨和理解这一问题，就能断定哪一种性制度更能满足人类的本性。

首先，应当指出，从信仰中去寻找这种态度的根源是徒劳的。因为，这些信仰最初是由个人情绪所产生的。的确，这种信仰一旦产生，它们就会比情绪更持久些，或者至少比那些依赖于情绪的行为更持久些，却不能成为反对性的态度的主要原因。我认为，产生这种态度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嫉妒，第二是性疲劳。

人如果产生了嫉妒，即使是很轻微的，性行为对于我们也会成为一件令人厌恶的事，而那种引起性冲动的欲望也会同样令人厌恶。一个纯粹依赖于本能的人，如果他能随心所欲，那么，他一定会要求所有的女人都爱他，并且只爱他一个人;如果那些女人把她们的爱分给了其他男人，那么，这种情形便会使他产生一种情感，而这种情感会很容易使他对性产生厌恶感，尤其当这个女人是他妻子时。我们从莎士比亚的书中可以发现，所有的男人都不希望他们的妻子有激情。照莎士比亚看来，理想的女人应能根据感觉义务地投身于她丈夫的怀抱，却不能有情人，因为性本身对于她是不愉快的，而她之所以能忍受，仅仅是因为法律道德要求她这样。一个按本能行事的丈夫，当他发现他的妻子对他不忠时，他不但厌恶她，连她的情人也在被厌恶之列，而且很容易就得出一种结论，即一切性都是可憎的，尤其是当他由于性交过度或年迈而丧失性功能时更甚。由于在多数社会中，老年人比年轻人的言论更具权威性，所以那些鲁莽青年对于性问题的意见不能被视为正式的和正确的，乃是情理之中的一件事。

性疲劳是文化带来的现象。在动物中，性疲劳是没有的，在野蛮人中间，性疲劳也是很罕见的。在一夫一妻制的婚姻中，不大可能发生性疲劳，即使发生了，也是很微弱的，因为男人喜新厌旧的冲动会导致他们生理上的过度性行为。假如女人有拒绝男人性要求的自由，性疲劳大概也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女人会像雌性动物一样，要求每次性交之前先有一段调情行为，而且直到她们感觉男人的性欲十分亢奋时，才会满足他们的要求。由于文化的缘故，这种纯粹本能的情感和行为已经不多见了。对于制约这种情感和行为最起作用的，是经济因素，因为已婚女子和娼妓都是通过她们性的妩媚去谋生，于是她们不能仅仅是当她们自己有本能的冲动时才去满足对方的要求。无疑这极大地减少了调情的成分。而调情则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一种免于性疲劳的手段。因此。那些没有严格的道德规范约束的人，势必会沉溺于过度的性行为之中，这种行为最后将带来一种对性的疲惫感和厌恶感，而这种感觉自然会产生一套禁欲的心理。

那些反对性的热情在嫉妒和性疲劳同时出现时，就会变得极为高涨。我认为，这也是在那些非常淫乱的环境中之所以会产生禁欲主义的主要原因。

当然，历史上独身主义的现象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原因。当男女祭司们把自己奉献给上帝时，就被视为已和上帝结了婚，因而他们必须拒绝与普通人性交的行为。一般人看来，他们是特别圣洁的，从此，圣洁和独身主义就合而为一了。时至今日，罗马天主教的女修道士们与普通人性交仍然被看成是一种罪孽，其原因之一是人们认为她们是基督的新娘。

另外，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原因外，恐怕还有其他几个更为隐晦的原因与古代末期日益增长的禁欲主义有关。有许多时代，生活是快乐的，人类是朝气蓬勃的，人世间所拥有的乐趣也是足以使人们得到满足的。但是，还有许多时代，人类是萎靡不振的，从此，现实世界及其乐趣是无法使人们得到满足的。人类迫切需要通过追求精神上的慰藉或向往未来的生活，以弥补人世间的空虚。就《雅歌》中的所罗门与《旧约·传道书》中的所罗门进行比较可知：前者所代表的是鼎盛时期的古代社会;后者所代表的则是衰落时期的古代社会。何以会有这种区别，我不敢妄下定论。也许只是一种非常简单、属于生理上的原因，就像活泼的野外生活取代呆板的都市生活一样;也许那些禁欲主义者过的是一种懒散颓废的生活;也许《旧约·传道书》的作者认为世间一切都是无意义的，是由于他缺少体育锻炼的缘故。

无论怎样，像他们那样的一种情绪，是极容易导致一种偏激的态度而对性加以谴责的，这是无可置疑的。我们以上所谈及的，以及其他一些情况，大概都是古代后期的人们普遍萎靡不振的原因;至于禁欲主义，那只是萎靡不振的一种体现而已。不幸的是，基督教的伦理学正是在这个衰退及病态的时代里形成的。为什么以后那些朝气蓬勃的后人，也必须遵循那种属于病态的、萎靡不振的和幻灭的人类的观念而生活着?至于那些属于病态的、萎靡不振的和幻灭的人，他们早已丧失了对于生物价值和人类生命延续的理智。这是我们下一章要讨论的问题。

斯特马克认为：“婚姻源于家庭，而家庭却不是源于婚姻。”这种观点在基督教产生以前，是一种天经地义的道理。但是自从基督教产生以后，这种观念却成了一个需要着重加以阐述的重要问题。基督教，尤其是圣保罗，给人们输入了一种全新的婚姻观，即婚姻的存在并不是为了生儿育女，而是为了防止私通。 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书中，对于有关婚姻的观念已经阐述得淋漓尽致了。当时哥林多的基督徒有一种奇怪的行为，就是有许多人与他们的继母乱伦(《哥林多前书》第5章第1节)，圣保罗感到这种情况不能加以纵容及忽视。他阐明了如下观点：

1，谈到你们信上所提之事。我认为男不近女最好。

2，但要免除淫乱之事，男子应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应当各有自己的丈夫。

3，丈夫应当用适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应如此。

4，妻子没有权利支配自己的身子，除丈夫之外;丈夫也没有权利支配自己的身子，除妻子之外。

5，夫妻不可彼此辜负，除非两相情愿，暂时分房，惟有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你们情不自禁之时，引诱你们。

6，我讲这话，原是告诫你们的，不是命令你们的。

7，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各人领受神的恩赐，各不相同。

8，我对着没有嫁出去的姑娘和寡妇说，若她们常像我一样禁欲就好。

9，倘若自己情不自禁，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

从上面一段话中可以看到，圣保罗根本没有提到孩子，在他看来，婚姻的繁殖后代的目的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因为，他认为耶稣的第二次降临正在酝酿之中，而且世界的末日乃是转瞬间的事。在耶稣第二次降临时，人类将要变成绵羊或山羊，所以首要的事，是在这时候使自己能够归人绵羊之列。圣保罗认为，性交是一件阻碍获救的勾当，就是婚姻中的正当性交也不例外(《哥多林前书》第7章第32～37节)。当然，那些结了婚的人还是可以得救的，私通却是该罚入地狱的重罪。至于那些毫无悔悟之心的私通者则是注定要归入山羊之列的。我记得有一次医生要我戒烟，他说，如果在烟瘾上来的时候啜一口醋，这样可以安静些，戒烟就会变得容易些。这正如圣保罗所提倡的婚姻的精神。虽然他否认婚姻和私通具有同样的快感，但他却认为婚姻可以使那些意志薄弱的人免受引诱。他从不认为婚姻中会有什么积极的东西，或者夫妻之间的感情是一种美的和有价值的东西。他对家庭生活毫无兴趣，私通在他的头脑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因此，他的全部性道德观无不与此相关。这正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我们要烤面包，完全是为了防止人们去偷蛋糕。但是，圣保罗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认为私通是罪恶的。有人猜测说，宣扬禁欲主义大概是想表明他的道德是和那些正统的犹太人的道德一样严谨。因此，他需要极力强调他的信条中的禁欲主义的成分。

反对一切私通是基督教中的一个新观念。《旧约》和早期文明时的大多数法典一样，是禁止通奸的，但是《旧约》里所说的通奸，指的是与已婚女子性交。任何一个人只要认真地读一读《旧约》，都能清楚地了解到这一点。例如，当亚伯拉罕带着撒拉来到埃及时，他向埃及国王说，撒拉是他的妹妹，国王相信了他的话，把撒拉娶进了后宫。但是后来，当国王发现她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时，不禁大惊失色，因为他知道自己已在不知不觉问犯了罪，于是指责亚伯拉罕没有对他讲实话。古代的一般法规是：如果一个女人有婚姻之外的性交行为，就会被视为犯罪;而一个男人只有与他人的妻子性交后才会受到谴责，因为他犯了侵犯他人的财产罪。依照基督教的观念，一切婚姻以外的性交行为都是不道德的，关于这一点，在上面圣保罗的话中我们已经知道。这种观念的依据是一切性交都是罪恶的，就是婚姻以内的性交也不例外。这种观念是违反生理的，只会被那些心智健全的人视为是一种病态的心理。这种观念是基督教伦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基督教在其全部发展历史中之所以形成了一种心理失常的、不完全的人生观的原因所在。

古代教会不但重视而且故意夸大圣保罗的这种观念。独身主义被视为是圣洁的，人们都退避到荒野中去和撒旦搏斗，由于撒旦使他们的意念中充满了淫欲的幻想。

教会对于沐浴的习惯是反对的，他们的理由：凡是一切使身体美观的事物，都是可以引起犯罪的。因此，他们所称颂的是污垢，圣洁的声誉越发深入人心。圣保罗说：“身体和衣服的洁净意味着心灵的不洁。”虱子被誉为上帝的珍珠。而且，倘若一个要成为圣者，那他非满身是虱子不可，因为这是不可缺少的标志。

隐士圣亚伯拉罕在他信教之后共活了50年光景，然而从他信教的第一天起，他便开始拒绝洗脸和洗脚。据说，他相貌十分英俊，一位为他作传的人竟然异想天开地说：“他的脸反映了他心灵的纯洁。”圣安梦从未见过自己的裸体。一个名叫西尔维娅的老处女，虽然她已年满60岁，并且由于自己的习惯而身患疾病，但她仍然遵守宗教规则，坚决拒绝擦洗身体的任何部位，只有手指除外。圣幼发拉克司亚加入了一所有130名修女的修道院，据说那里的修女们从来没有洗过脚，而且只要一提到洗澡的事，她们就会浑身发抖。有一次，一位隐士在幻想中被魔鬼所嘲弄，由于他看见了一个因污垢和长年裸露而浑身乌黑的怪物，赤身露体地披着随风飘拂的白发，在他眼前跑过旷野。埃及的圣玛莉本是一个容貌妖美的女子，但为了免除自己的罪过，她拒绝洗澡竟达47年之久。假如那些修道士偶尔违反了他们那些高尚的习俗，他们将会遭到许多非议。男修道院院长亚历山大回顾信教前的生活时悲痛地说：“我们的父老从未洗过他们的脸，而我们却常去公共澡堂。”

有这样一则故事，沙漠中有一座修道院，那里的修道士由于没有水喝而感到极为痛苦。在修道院院长狄奥多西祈祷之后，出现了一条水源丰富的小河。很快，有些修道士有所动心，放弃了他们原有的尊严，极力劝说修道院院长利用这条小河建造一座浴室。浴室建成后，一次，仅仅一次，那些修道士们享受了沐浴之乐。但之后那水竞不再源源而来。那些修道士祈祷、流泪和禁食均无法挽回。整整一年过去了，那修道院院长终于把上帝恼怒的浴室夷为平地，于是那水又涌流而出了。

由此可见，凡是这样一种性的观念盛行的地方，即使有性的关系，这种性关系也是近乎兽性的和粗俗的，正如在禁酒律底下饮酒一般。因为在这种地方，爱的艺术已被人遗忘，而婚姻也不免兽性化了。

那些禁欲主义者在人们的头脑中，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使人们相信贞洁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这些禁欲主义者的工作虽然很伟大，但却使社会遭到严重的损害，因为他们对婚姻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在教父们浩如烟海的作品中。虽然可以找出两三篇论述这一制度的妙文，但总的来说，人们普遍认为这只是一种最粗俗和令人厌恶的制度。

人类为了弥补死亡的损失这样一个崇高的目的。理所当然要规定一种关系，按照林尼阿的说法，这种关系即便在如花的世界里也是会有的，可是人们却普遍认为婚姻几乎是最坏的一种结果，因为这种关系是亚当堕落的结果。至于婚姻使人们享受的温存的爱，以及随着婚姻而出现的那些圣洁和美好的家庭，在一般人看来是微不足道的。

禁欲主义者的目的，是引领人们去过一种真正纯洁的生活。因此，婚姻在他们眼里是一件极低俗的事。他们也承认，为了人类的传宗接代，以及使人们摆脱更大的罪恶，婚姻的确是必须的，因而也是合理的。但婚姻仍是堕落的诱因，是所有真正圣洁的人及想成为真正圣洁的人应当摆脱的。按照圣耶柔米那充满激情的话，圣教徒的目的就是“用圣洁的大斧砍倒婚姻之树”。即使他允许别人去赞美婚姻，也只是因为婚姻可以产生圣洁的童男处女而已。即使他们缔结了姻缘。那禁欲主义者的激情仍保持着它的锋芒。

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禁欲主义者的那种激情，是如何给家庭生活中的其他关系带来痛苦。而那些至圣者给这些关系带来了更甚十倍的痛苦。无论夫妻的哪一方对宗教产生了狂热，首先带来的后果都是使幸福的结合化为乌有。那更有宗教性的一方，会立刻想过一种孤独的禁欲主义的生活，或者他们即使没有固执地要求离异，至少也是过一种婚姻中不正常的分居生活。在教父的训导书里，以及圣教徒的传说中，都充满了这种思想，对此，任何一个了解这种文学的人都是熟知的。

我们再举一些例子：圣奈勒司有了两个孩子之后，突然产生了当时盛行的禁欲主义的欲望，一场痛哭后，他的妻子竟然还是被说服同他离异。在新婚之夜，圣安梦以历数婚姻之恶来迎接他的新娘，导致两人立即同意分手。圣美拉尼亚经过长时间恳切地劝说她的丈夫，终于获准离开他的床。圣亚伯拉罕在新婚之夜抛弃妻子离家出走。据说，圣亚历西斯也有过同样的经历，但是许多年之后，他又从耶路撒冷回到他父亲的家中，他的妻子还在他父亲的家中，为她的被抛弃而伤心落泪。圣亚历西斯经过再三乞求，得到一个类似慈善施舍的安身之处。他居住在那里，受人蔑视，举目无亲，无声无息，一直到死。

但是，罗马天主教的教徒并不像圣保罗和提贝易德的隐士们那样违反自然的生理之道。圣保罗给我们的印象是，婚姻只是提供一种合法发泄性欲的出路。从他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节制生育是不加反对的;反之，我们可以推测，他认为怀孕和生育是很危险的。教会则是另外一种观念。在正统的基督教的教义中，婚姻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圣保罗所承认的;另一个是生儿育女。结果。教会使性道德成了一件比圣保罗所规定的还要难以令人接受的事情。不仅婚姻外的性交是非法的，而且夫妻问的性交也是罪恶的，除非性交的目的在于促使怀孕。根据罗马天主教教义，性交的惟一合理动机，就是希望得到合法的孩子。为了表示忠于这一动机，他们不惜采用任何残酷的手段。即使妻子厌恶性交;即使她可能死于再孕;即使孩子也许会成为残疾儿或精神病;即使没有足够的经济来源而陷入悲惨的境地等，这一切也不能阻止男人去行使他在夫妻生活中的权力。只要他有生儿育女的希望就够了。

罗马天主教关于这一问题的教义有两方面根据：一方面，它依据于我们在圣保罗的话中所看到那种禁欲主义;另一方面，它也依据于这样一种观念，即给这个世界带来尽可能多的灵魂是一件好事，因为每个灵魂都是能够得救的。我真不懂为什么他们没有注意到另外的一个事实，就是灵魂也是会灭亡的。例如，罗马天主教教徒利用他们在政治上的影响，去阻止新教教徒实行节制生育，同时他们又深信，因他们的政治行动所造就的绝大多数新教教徒的孩子，来世是要永远不能超生的，这使得他们的行为显得有些残酷，这无疑是很神秘的，也是那些世俗之人所无法理解的。

罗马天主教的教义承认孩子是婚姻的目的之一，但是这种承认是有限的。罗马天主教极力倡导这样一种言论，即不以生孩子为目的的性交是罪恶的，然而它却没有允许人们因没有生育而解除婚约。无论一个人的盼子之心何等急切，如果他的妻子不能生育，那么他在基督教的道德中是无法得到挽救的。事实上，婚姻的积极目的，即所谓生育不是十分重要的，而它的真正目的，正如圣保罗所说的，在于防止犯罪。私通还是处在罪与非罪之间，婚姻从根本上说来，还是两件不幸之事中的一件较有幸的事。

罗马天主教极力推崇，婚姻是一种圣礼的说教，以掩饰他们对于婚姻的厌恶。这种说教的实际目的，就是使人们推想婚姻是不可解除的。不论夫妻中间任何一个人的行为如何恶劣，即使其中一个人得了精神病或花柳病，或养成了酗酒的习惯。或公开和另一个人住在一起，两个人的婚姻关系依然是神圣的。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得到允许离婚，但是他们永远得不到再婚的权利。当然，这样常会给人带来极大的痛苦，既然这种痛苦是上帝的意志，那么也就只能忍受了。

除了这种极端冷酷的理论之外，罗马天主教对于罪过又常有某种程度的宽恕。罗马天主教承认人的天性总是不能按照教会的教义行事，因此，对于私通行为，假如犯罪的人承认他的罪过并诚心忏悔的话，它精心准备了一种赦罪的办法。实际上这种宽恕之道，是牧师们增加他们权力的方法，因为只有他们可以赦罪，而且只要能赦罪，私通便可以经由他们之手免除永远的惩罚。

新教的观念和罗马天主教相比而言，在理论方面似乎有些不同，显得温和一些，但是，实际上在许多方面还要严酷得多。“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这句话给路德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于是他就和一个女修道士谈情说爱。他认为，尽管他曾发誓要实行独身主义，但是他和那女修道士都有结婚的权利。确实，我们都可以说他有结婚的权利和义务，因为如果他不结婚，那就会使他的性欲得不到发泄，使他陷入普通人犯罪的境地。从此，新教停止了对于独身主义的称颂，而这正与罗马天主教不谋而合。

在新教盛行的地方，还摒弃了婚姻是圣礼的说教，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允许离婚。但是新教教徒对于私通，比罗马天主教教徒更是深恶痛绝，因此他们的道德谴责也要严厉得多。罗马天主教认为，人都有某种程度的罪过，因此，制定了各种赦罪的方法;相反，新教废除了罗马天主教关于认罪和赦罪的规定，使得犯罪者处在一种比在罗马天主教中更绝望的境地。我们可以在现代美洲看到这种态度的两个方面：在那里离婚是极容易的，但是通奸却会受到比在大多数罗马天主教国家更严厉的谴责和非议。

显而易见，基督教道德学的整个体系，无论是罗马天主教还是新教，都需要重新展开研究，来排除基督教教义中使大多数人业已接受的那些偏见。任何一种反复强调的说教都可以使大多数人产生坚定的信仰，尤其在其幼年时代，以至可以支配他们的潜意识。因此，虽然我们当中的许多人自认为对于正统观念的态度是十分开明的，而事实上，我们仍然不自觉地被这些说教所支配着。我们必须十分坦白地扪心自问：为什么教会要反对一切私通呢?我们是不是认为教会的反对具有某种正当的理由呢?或者，如果我们认为它根本没有正当的理由，那么，除了教会的那些理由外，是否还有别的理由可以让我们得到同样的结论呢?

古代教会认为，性行为中存在着某些本质上不洁净的东西，虽然，在进行性行为之前，若能满足某些基本的前提条件，性行为是可以得到谅解的。这种态度纯粹是迷信的。教会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大概就是由于前面所讨论过的那些造成反对性的态度的缘故。也就是说，最先提出这种观念的那些人，在身体上或思维上，或二者兼存，毫无疑问是病态的。一种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并不能证明它就不是荒谬的。的确，由于大多数人的愚昧无知，一种普遍得到认可的信仰往往是愚昧的、不明智的。佩卢岛的岛民们认为，刺穿鼻子是获得永久的幸福所必需的;欧洲人则认为，将头弄湿，同时附以某些祈祷，更容易达到这个目的。可笑的是，佩卢岛岛民的信仰是一种迷信，而欧洲人的观念却成了我们神圣的宗教中的一条真理。

边沁设计了一张行为动机表。在表中，每一种欲望都有名称，分别写在三个平行的栏中，有赞扬的、反对的和中立的。在第一栏中，我们看见的是“暴饮暴食”，在对面的第二栏中，我们所看见的是“会餐享乐的爱好”。接着，我们又看见了那记录着鼓励冲动的一栏，上面写的是“爱心”，在对面的第二栏中，我们所看到的是“怨恨”。我建议每一个希望能够清楚地了解道德问题的人，在这一点上都能效法边沁。要习惯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几乎所有包含着反对意思的词，都有一个包含着称赞意思的同义词，并且养成一种使用那些既不包含称赞又不包含反对意思的中性词的习惯。

“奸淫”和“通奸”是两个包含十分浓厚的道德上的贬斥的字眼。当我们在运用这两个词时，我们的头脑一般很难保持清醒的意识。然而，那些想败坏我们道德的下流作家却使用了其他字眼，他们所用的是“风流”和“不为冷酷的法律所约束的恋爱”。这两类词语都是会引起偏见的。如果我们希望冷静地思考，就必须同时避免使用这两类词语。不幸的是。这无疑会破坏我们的文学创作。赞美的词句和反对的词句都是具有感情色彩而且回味无穷的。读者会被诅咒或赞美的字眼所误导，而作家则可以随心所欲地通过一些语言技巧来左右读者的情绪。然而，我们都希望自己有理智，因此，我们必须使用那些不带感情色彩的中性词，如“婚姻以外的性关系”。但是这类语言未免太枯燥乏味了，毕竟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是一个与人类情感密切相关的问题。假如我们将情感从我们的作品中完全排除，就无法体现出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的本质。说到性的问题。那是一个具有某种感情倾向的问题，全在于我们描述时是从当事者的观点出发，还是从有嫉妒心的旁观者的观点出发。我们感观上认为自己的举止是“风流”，而他人的行为却是“通奸”。因此，我们必须记住那些富有感情色彩的词句，我们可以偶尔地加以运用，但必须十分审慎。总的来说，我们应当使用那些中性的或在科学方面是正确的词句。

基督教的道德观由于注重性的纯洁性，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妇女的地位。一般那些道德家都是男人，因此，女人都成了妖妇;假如道德家都是女人，男人也就取代了女人受贬斥的地位。既然女人都是妖妇，那么，就应当减少她们引诱男人的机会。结果，那些有地位的女人更加受到约束;同时，那些没有地位的女人则被视为是罪恶的，而受到极大的鄙视。直到近代，妇女才开始恢复她们在罗马帝国时代就享有的自由。如前所述。父权制度与束缚妇女有很大关系，但是在基督教产生以前，这种情形已经很少发生了。到了康斯坦丁之后，妇女的自由又在保护妇女、免除罪恶的借口下被减少了。只是到了近代，因为人们已经改变了对于罪恶的看法，妇女才又开始恢复她们的自由。

在古代，教父们的作品中，充满了咒骂妇女的言辞。

女人被视为地狱之门和人类罪恶之源。只要想到她是一个女人，她就应当问心有愧。她应当在不断的忏悔中度日，因为她给这个世界带来了灾祸;她应当为她的服饰而羞愧，因为这是她堕落的象征;她尤其应当为她的美貌而内疚，因为这是魔鬼最有威力的武器。在6世纪，有一个省议会甚至禁止女人裸手接受圣餐，理由是女人是不洁的。此后，女人的地位一直十分低下。外在的姿色历来是教会咒骂的主题，尽管也能找到极个别的例外。例如，在中世纪，主教们身体上的美常被刻在他们的基碑上。

法国革命之后，那些出于反对女人的目的的财产法和继承法，经过自由思想家们的不懈努力才得到更改，从而使女人重新获得了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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