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生学的荣誉感，会不会促进成长？

优生学的荣誉感，会不会促进成长？

优生学是通过精确细致的方法去改良人种生理特点的一种尝试。优生学所依据的思想是达尔文学说，优生学会的主席是查理，达尔文的儿子，这是一件非常合适的事。其实，优生学思想更为直接的先驱是极力强调人类遗传基因的弗朗西斯·高尔顿。最近，尤其是在美国，遗传问题已经引起派别之争。那些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们认为，一个成年人性格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先天的遗传;而那些美国的激进主义者们则断定，一切依赖于教育，遗传不起丝毫作用。

对于这两种极端的论点，我是都不赞成的，而且也不能同意他们所共同认可的，并引起他们彼此对立的偏见的前提：作为同类，意大利人、南斯拉夫人以及其他类似的人，都要比那些本国出生的三K党的美国人低劣得多，而且这种低劣的情形，似乎是一成不变的。到目前为止尚无资料表明，人的智能究竟哪一部分属于遗传，哪一部分取决于教育。要想科学地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把数千对刚刚出生的孪生子分离开，并用尽可能不同的方式去教育他们才行。然而，这种试验在目前是难以实现的。我的看法是(我承认我的看法并非科学，而仅仅是根据于印象)，教育的不当会使人们安于平庸。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如此，而只有那些极具有天赋的人，才能在不同领域中做出伟大的建树。我不相信教育能让每一个普通的男孩成为第一流的钢琴家;我不相信世界上最优等的学校能让我们大家都变成爱因斯坦;我也不相信每个人都像拿破仑那样，仅仅通过观察他母亲管教她那几个调皮儿子学到了战略思想。我从不怀疑，在这几件事上是需要有天赋的，因为只有天赋才能使教育产生它在普通人中所不能产生的奇迹。其实，一切事情上都是如此，只是不那么一目了然罢了。的确，还有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例如，我们可以根据头部的形状大概估计出一个人的智力水平，但我们却不能把头部的形状视为受教育的结果。现在，我们再来讨论一下与此相反的极端现象，即白痴、低能和愚笨。即使是那些强烈反对优生学的人也不否认，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白痴是属于先天的。对于任何具有统计对称感的人，由此可以推测出在另一方面也存在着相应比例的智商极高的人。因此，我立刻就想到人类在先天智能方面是各不相同的。我还想到，聪明的人要优于愚蠢的人，当然，这也许是值得怀疑的。如果我们承认了这两点，那就等于为优生学奠定了基础。因此，无论我们如何看待某些主张优生学的人的具体意见，我们决不能藐视优生学的整个观点。

过去，关于优生学问题有过许多荒谬的著述。大多数主张优生学的人在他们健全的生物学基础上加上了一些不大可靠的社会学意见。例如：道德是和收入成正比例的;贫穷的遗传性(啊，这太普遍了!)是生物的而不是法律的现象。因此，如果我们只让富人生育，而不让穷人生育，每个人都将成为富人。穷人比富人更能生育这一事实引起很多人的厌烦和抱怨。我并不认为这一事实是十分令人遗憾的，因为我看不出富人在哪些地方优于穷人。即使它真的令人遗憾，也算不上是一件遗憾得不得了的事。因为富人和穷人之间事实上仅有数年的差距。穷人的出生率正在逐步下降，而且，目前穷人的出生率已经和9年前富人的出生率不相上下了。不可否认，这种不应有的出生率悬殊是有其原因的。例如，如果政府或警察当局在学习有关控制生育的知识上设置障碍，那些知识水准在某种水平线以下的人就不能学到这方面的知识，而与此同时，政权当局又无法阻止那些有知识的人去掌握这些知识。因此，一切反对宣传有关避孕知识的做法，都会导致愚笨的家庭成员多于聪慧的家庭成员。虽然，我一直担心当局的愚民政策所造成的普遍后果。然而，这可能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因为不要多久，就是那些最愚昧的人也会掌握控制生育的知识，而且也会自愿去做人工流产。

优生学有两种：一种是积极的;另一种是消极的。前者的目的在于增加优良人种;后者的目的在于减少不良人种。目前看来，后者比较切合实际。诚然，这种消极的优生学已在美国的几个州中取得长足进展，并且在英国，减少不健全的人已被列入最近将实行的政策中。不少人对这一措施不以为然，但我却相信那种反论是不能成立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意志薄弱的女人易生育私生子。而且总的来说，那些私生子对社会是极大的负担。如果禁止这种女人生育，她们一定会感到高兴，因为她们怀孕并不是出于喜欢孩子的思想。当然，这也完全适用于意志薄弱的男人。毫无疑问，在目前的制度下，这存在着很大的危险，因为当局很容易把任何不同的意见或反对当局的言论都看成是意志薄弱的表现。显然，这种方法的危险也许是应当有的，因为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大大减少白痴、低能和意志薄弱者的人数。

我认为，禁止生育的办法完全适用于那些有精神缺陷的人。我无法赞同类似安达和的那种法律，因为那种法律要求禁止生育的范围是：“有精神缺陷者、癫痫病人、习惯性犯罪分子、道德败坏者和性反常者。”这后两种人的概念未免太笼统了，因为在不同的社会分别有不同的定义。此外，习惯性犯罪很可能是神经错乱所致，但至少从理论上说，这种病可以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治愈，而且不会具有遗传性。无论是在英国或美国，有关这类问题的法律制定者们都对心理学家的著作一窍不通，因此，他们总是把许多性质完全不同的机能失调现象混为一谈。而惟一的根据是，这些现象表现出类似的症状。这就是说，他们落后于当代最新知识30年左右。它说明了如此一个事实，就是在科学尚未得出定论，而且这些定论至少在数十年内没有异议之前，在这类问题上立法是十分危险的。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就会把错误的主张塞进法律，以赢得官员们的欢心，结果是极大地阻碍了更好的主张的实行。我认为，精神上的缺陷是目前惟一可以成为这个范围中的法律问题的。它可以通过官方也能认可的客观方法得以确定。而所谓道德败坏，只不过是一个观念问题。例如，在一个人看来，这个人是道德败坏的;但在另一个人看来，这个人却是具有先见之明的。我并不是说，就是到将来，法律也不应扩大它的范围。我只是说，我们目前的科学知识尚不足以实现这一目的，如果社会允许它的道德去冒充科学，就像美国各州的情形那样，那将是非常危险的。

我现在谈谈积极的优生学。这种优生学具有更为有趣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属于未来的事情。积极的优生学，其目的在于鼓励高智商的父母养育众多子女。目前的情形却不尽如人意。例如，一个极为聪明的小学生也许要到他成为专家之后才结婚，而那时他的年龄已经达到30或35岁，但是和他同龄的那些智力平平的孩子却在25岁左右就结婚了。在专业人才的阶层中，子女教育费用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因此，他们总是极严格地限制他们的家庭成员。他们的平均智力大概要超过大多数人，因此，这种限制是令人遗憾的。解决这一问题最简单的方法是，向他们的子女提供免费教育直到大学毕业。这就是说，提供奖学金与其按照子女的成绩，不如根据父母的造诣。这样做有一个附带的好处，就是免除孩子们死记硬背和过分疲劳的现象。如今，大多数极为聪慧的欧洲青年在尚未达到21岁以前，智力上和身体上就因紧张过度而受到损害。

然而，不论在英国或美国，要让国家采取任何真正行之有效的措施，使那些专业人才建立人口众多的家庭，恐怕是不现实的。在这方面的障碍是民主主义。优生学思想所依据的假定是，人是不平等的，而民主主义所倡导的却恰恰相反。因此，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推行优生学思想，从政治方面来说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优生学思想认为优良人种数量很少，但它却不肯承认低劣人种，如低能人，也属少数之列。所以，大多数人都赞成民主主义而不赞成优生学，这使得民主主义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而优生学却被大多数人反对。

尽管如此，每一个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都清楚，虽然目前很难确定什么人算得上最优良人种，但在这方面的区别是毋庸置疑的，并且不要多长时间，科学也许可以对这些区别做出判断。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们要求一个农夫必须使他的所有小公牛机会均等，他会有怎样一种感觉!事实上，留做种牛的公牛，完全是根据它母亲的产奶能力而精心挑选出来的。(顺便提一句，由于这个物种对于科学、艺术和战争一无所知，因此，那杰出的成就只属于雌性，而雄性充其量不过是雌性贡献的传达者而已。)通过科学繁育，各类家畜已经有了极大改良，所以人类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方法得到理想的改良。

当然，谁也无法确定我们理想中的人类究竟是什么样的。如果我们以强壮的体魄为目标来繁育人口，就有可能降低人类的智力;如果我们以聪慧的智力为依据来繁育人口，就有可能使人类更易受到各种疾病的侵袭;如果我们寻求产生情感的平衡，我们就有可能毁灭人类的艺术。在这方面，我们尚未掌握必要的知识。因此，目前就在积极的优生学方面大张旗鼓，还为时过早。但是，遗传学和生物化学在未来100年里，将有长足进展。所以，繁育出一种大家公认为优于现代人的人种，并不是一件难事。

当然，应用这种科学知识需要进行一场激烈的家庭变革，其激烈程度要超过前面所提到的一切变革。如果要彻底实行科学繁育，就必须从每一代人中选出2%或3%的男性与25%左右的女性，供生育之用。在发情期，或许要有一次体检，凡不合格者均禁止生育。父亲和他的后代将没有更多的关系，就像现在公牛和公马与它们的后代没有多少关系一样。母亲将成为一种专业生产孩子者，她在生活方式上将有别于其他妇女。我并不是说这种情形一定会成为现实，而且我更不是说希望它能成为现实，因为我承认这种情形非常不得人心。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客观地分析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将会发现，这种情形也许会产生惊人的结果。

为证实我的论点，我们不妨做一番假设：如果日本采纳了这一方案，那么，经过三代人之后，大多数日本人将会像爱迪生一样聪明，像角斗士一样健壮。与此同时，如果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仍处于一种自然繁育状态，在战争中他们就肯定不是日本人的对手。毫无疑问，如此富有能力的日本人一定会雇用其他民族的人充当士兵，而依靠他们的科学技术来赢得他们自信非他莫属的胜利。在这种制度下，盲目献身国家的思想极容易灌输到青年的头脑中去。谁敢断言这种情况在将来不可能发生呢?

在一些政治家和政论家中颇为流行的一种优生学，也许可以称之为种族优生学。所谓种族优生学，就是一个种族或民族远远优于其他所有民族(我当然归于此列)，因此，它应当动用武力，通过牺牲劣等民族来增加它的人口优势。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美国的“北欧人宣传”，这种宣传居然赢得了移民法的认可。种族优生学本来和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的原则并行不悖，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些最热衷于这种优生学的人，竟然认为达尔文的学说是非法的。政治宣传与种族优生学合为一体，这实在是不应有的现象。但是让我们暂且不管这些，仅仅探讨一下种族优生学对人类有益的一面。

极端地来说，一种民族优于另一种民族是不可否认的。北美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于世界文化卓有贡献，如果这些地方的居住者仍为土著民族，那么它们断然不会做出伟大的贡献。就整体而言，黑人普遍不如白人，但是，对于热带地区的工作，黑人是不可缺少的，因此，黑人的灭绝是极为不利的(撇开人道主义问题不谈)。但是，如果要在欧洲各民族中进行一番甄别，那就必须有大量的伪科学来支持这种政治偏见。此外，也看不到能够证明黄种人在哪些方面不如我们白种人的任何有力的依据。综上所述，种族优生学不过是沙文主义的政治托词而已。

朱利叶斯·沃尔夫提供了一张表格：这表格表明，在有统计数据的各主要国家中，每千人的出生率要高于死亡率。法国最低：1：3，美国：4：，接下去依次是，瑞典：5：8，英属的印度：5：9，瑞士：6：2，英国：6：2，德国：7：8，意大利：10：9，日本：14：6，俄国：19：5，厄瓜多尔最高：23：1。中国没有出现在这张表格中。因为没人知道它的具体情况。沃尔夫的结论是：西方世界将被东方世界即俄国、中国和日本所战胜。我不打算通过自己对厄瓜多尔的信念来反驳他的论点。但我要指出，他所列举的伦敦富人和穷人中间人口出生率的数字表明，现在后者的出生率要比前几年前者的出生率还低。这种情形同样也会出现于东方世界，由于东方已经开始欧化，因此，东方的出生率将不可避免地下降。一个国家在军事方面不会达到令人可怕的地步，除非它实现了工业化，而且工业主义将会带来一种限制家庭成员的意识。因此，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沙文主义者们所担心的东方优势即使真的出现，也不会造成多大的不幸。更何况目前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会出现这种情况。尽管如此，战争贩子们还会以此为借口，要求国际权力机构同意各国增加它们的人口。

如果科学不断进步，而国际上仍是一片混乱，在这里，我们又会遇到人类所面临的危险。对于这种危险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两次。科学能使我们实现我们的目的，但如果我们的目的是罪恶的，结局将会非常悲惨。如果世界仍然充满恶意和仇恨，那么世界越是科学化，就越可怕。因此，人类进步中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就是杜绝这种充满故意的狂热情绪。这种狂热情绪的存在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因为错误的性道德及不良的性教育的缘故。为了未来的文明，一种全新的和更美好的性道德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我们这个时代极为迫切的需要之一就是改变性道德。

从个人道德的观点出发，科学化的和不迷信的性道德应当首先注重优生学。也就是说，无论对于性交的现有限制能够开放到何种程度，一个负责任的男人或女人如果没有极为认真地考虑过他们怀孕的可能价值，是不应当进行生育的。避孕法已使生育成为一件可以控制的事情，而不再是性交的必然结果了。根据以上几章中所提到的一系列经济原因，将来父亲对于孩子的教育和抚养，大概不会像过去那样重要了。因此，女人不一定必须以她们的情人或伴侣作为她们孩子的父亲。将来，女人完全可能不必牺牲她们的幸福，而是根据优生学来选择孩子的父亲，并且在一般的性关系方面能够自由控制她们的私人情感。至于男人，他们就更容易为他们的孩子选择理想的母亲。有些人认为，性行为与社会有关仅仅是因为孩子的缘故，我同意他们的看法。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应当从上面的前提出发，对于将来的道德得出两方面的结论：一方面，不生育孩子的爱情应当是自由的;另一方面，我们应当比现在更认真地根据道德去规定孩子的生育。当然，那种道德和迄今为止人们所认可的道德有些不同。到那时，所谓合乎道德的生育不再需要牧师的祝福或注册人员的证书。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种行为会影响孩子的健康或智力。相反，我们所必须注意的是特定男女的先天和后天情况，以使他们能够得到应当有的孩子。从优生学的角度上看，当科学能够对于这一问题做出更为肯定的答复时，社会的道德意识就会变得更加准确。到那个时候，人们将极力寻找那些具有最佳遗传因子的男人充当孩子父亲，而其他男人，虽然他们也可以被选为情侣，但在生育方面却是必须遗弃的。迄今为止的婚姻制度却使人类的天性不能容纳这种计划，因此，人们普遍认为优生学的实际可行性是极小的。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人的天性将来仍会造成同样的障碍，避孕法已经把生育和没有孩子的性关系明确区别开来，并且将来父亲与孩子的关系也不会像以往那样密切了。如果世界在道德方面能够更加科学化，道德家们过去赋予婚姻的严肃性和高尚社会目的只能与生育紧密相连。

虽然这种优生学的观念起初不过是少数科学家的个人道德观，但它很可能会逐渐推广，直到成为法律的组成部分，例如，对于称职的父母给予物质鼓励，对于不称职的父母给予经济处罚。

毫无疑问，那种允许科学干涉我们内心深处的个人冲动的想法是令人反对的事情。但是，这种干涉比历代宗教所主张的干涉要轻微得多。科学在世界上尚属新生事物，由于传统思想和宗教对于大多数人的影响，科学还没有树立起威信。然而，科学将来一定能够树立起威信并且得到人们的服从，就像人们今天对于宗教的态度一样。当然，后代的幸福远不能成为制约普通人情感的动机，但是，如果这个动机能够成为人们公认的道德的一部分，而且这个动机不但能得到舆论上的褒贬，还能得到经济上的赏罚，那么它很快就会为一切品行端正的人所接受。宗教早在史前时代就已有之，而科学最多不过400多年的历史。但是，当科学成为一件历史悠久的事时，它也会像宗教一样制约人们的人生。我预见到，那些关心人类精神自由的人将会反对科学的专制。不过，既然总是要有专制，那还不如由科学来专制的更好。

这一章里，我想总结一下以前各章关于性与性道德影响个人幸福这一问题所讲过的话。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所要注意的既不是实际上的性生活时期，也不是实际上的性关系。性道德对于童年时期、青年时期、甚至老年时期的影响，根据情况不同而千差万别。 传统道德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一系列清规戒律强加于孩子们的生活中。我们常常教育孩子，不要当着大人的面去抚弄身体的某个部位。我们还常常教育孩子，在表达大小便的愿望时须尽量小点声，而且在解手时不要让别人看见。身体的某些部位和生理行为是孩子们不易了解的，这使孩子们感到神秘，因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某些知识性的问题，如，孩子是从哪里来的，只能独自默想，由于成年人的答复不是故意回避，就是纯属捏造。我认识的一些年轻人讲，小的时候如果被人看到正在抚弄他们身体的某个部位，立即就会受到极为严厉的呵斥：“我与其看你这样，还不如看你死了的好。”我只能不无遗憾地说，这对于孩子们以后生活的道德影响，并非总是像传统道德家们所希望的那样。恐吓是人们惯用的手段。用丧失生育能力的话来吓唬孩子也许并不普遍，但用患精神病的话来威吓孩子却被认为是非常得体的做法。的确，在纽约，不使孩子觉得他在从事一项危险的事情是违法的事，除非使孩子知道这件事的危险性。这种教育的结果是，许多孩子早在幼年时代就产生一种和性问题有关的深切的犯罪感和恐怖感。性和犯罪及恐怖结合得如此之紧密，以致部分或完全成了一种潜意识。但愿我们能够在那些自信不会受这类童话支配的人中间进行一次统计调查，了解一下他们是否敢于在打雷时也像其他时候一样进行通奸。我相信，90%的人都会从内心里认为，如果这时他们进行通奸，肯定会被雷电劈死。

性虐待狂和性受虐狂在一般情况下虽然并无异常，但在恶性发作的时候却是和性犯罪感有关。性受虐待狂患者对他自己与性有关的过错感受极深。性虐待狂患者认为女人都是妖妇。在往后的生活中表现出：童年时代那种过于严酷的道德说教产生多么深切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那些和儿童教育有关的人，尤其是那些负责照看婴幼儿的人逐渐变得开通起来。但是不幸的是，法庭尚无开通的迹象。

在儿童时期和青年时期这两个人生阶段中，恶作剧、顽皮和违反禁令是自然的、本能的、用不着大惊小怪的现象。除非这些现象过于严重。可是成年人对于那种违反性禁令的行为，总是采取一种完全不同于违反其他规定时所采取的态度。于是，孩子们觉得违反性禁令的行为属于一个截然不同的范畴。如果孩子从食品柜中偷了水果，你也许会感到气恼，也许会大声斥责他，但是你不会感到道德上的恐怖，而且也不会使孩子感到他犯了无法弥补的罪过。在另一方面，如果你是一个保守的人，而且你发现孩子在手淫，你就会发出他从未听到过的声音。这声音会使孩子产生巨大的恐怖感，而且这恐怖感还会不断加剧，因为孩子很可能会发现，他无法免除这种引起你呵斥的行为。你那诚挚的样子给孩子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毫不怀疑手淫和你描述的一样可怕。尽管如此，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手淫。他的病根就这样种下了，并且也许会伴随他一生。从他幼年时起，他就把自己看成一个罪人。很快他就能学会秘密犯罪的方法，并感到这能使他聊以自慰，因为没有人会知道他的罪孽。由于极为苦恼，他就寻找机会，去惩罚那些对这类罪孽隐瞒得不如他巧妙的人;由于儿时养成了骗人的习惯，在以后的生活中他会肆无忌惮地行骗。于是，虽然他的父母企图使他成为一个纯洁的人，却由于方法不当，使孩子反而成了一个有着病态性格的伪君子和迫害狂。

孩子应当是活泼、愉快和纯真的。在孩子的生活中，内疚、羞耻和恐怖不应当占有主导地位。他们不应当为自己的冲动感到恐惧;他们不应当对探索自然的危险有畏缩之心;他们不应当把他们的本能生活隐藏在黑暗之中;他们不应当把他们所不能自制的冲动埋葬在无意识的深处。假如要让他们成长为正直的男女，在知识方面是真挚诚实的，在社会方面是无私无畏的，在行动方面是富有能力的，在思想方面是宽容豁达的，那么，我们必须从小就训导他们，使这些结果成为可能。我们一直把教育想像得和训练熊跳舞一样。我们大家都知道，会跳舞的熊是如何训练出来的。人们把熊放在火热的地上，使它们不得不跳舞。如果它们静止不动，它们的脚掌就会被烫坏。与此同时，人们还对这些熊播放音乐。一段时间的重复之后，即使没有火热的土地，但只要有音乐，它们就会跳舞。孩子情况也是大致相同。当孩子意识到他的性器官时，大人就斥责他。以后，这种意识出现总是使他想到大人的斥责。结果，健康进入幸福的性生活的可能就全部被破坏了。

下一个阶段，即青年时代，对待性的传统做法所造成的痛苦，比童年时代要大得多。许多男青年最初经历遗精时，由于不清楚所以然，内心感到十分恐惧。他们感到自己充满了被大人们视为极其邪恶的冲动。这种冲动十分强大，以至日夜缠绕着他们。在那些比较杰出的青年人中，同时还存在着一种对于美和诗歌以及与性毫无关系的理想爱情的极端理想主义的冲动。由于基督教中那些摩尼教的成分，青年人的理想主义的冲动与肉体的冲动成了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甚至是水火不相容的事。关于这一点，我也许可以引用自己的一位富有理智的朋友的自白，他是这样说的：“我相信，我的青年时代是很典型的，因为它鲜明地展示了这种不同。我每天用数小时阅读雪莱的诗，而且会产生一种感伤之情：

正像飞蛾对于星光的渴望;

正像黑夜对于黎明的幻想。

接着我会突然抛开这崇高的情感，想要偷窥那正在脱衣的女佣。后一种冲动使我羞愧难当;但前一种冲动是一种无聊的表现，因为它的理想主义是对于性的盲目恐惧的反对方。”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青年时代，神经错乱是一件极平常的事。一个在其他时间情绪很稳定的人，在这个时期却极容易失去平衡。米德女士在她的《萨摩亚的未来时代》一书中说，在这个岛上年轻人神经错乱的现象很少，这是因为那里盛行性自由的缘故。的确，传教活动在相当程度上减少了这种性自由。她对一些住在传教士家中的姑娘进行调查，这些姑娘在青年时代只进行手淫和同性恋，而那些住在其他地方的姑娘则还有异性恋活动。在这方面，英国的大多数著名男校和萨摩亚传教士家里的情形大致相同而已，但是这种情形对于萨摩亚人的行为并没有造成心理上的损害。对于英国学生的行为，却具有心理上的损害。英国学生可能会发自内心地接受那些传统的说教，而萨摩亚人却认为传教士不过是个具有一些特殊嗜好而可笑的白种人而已。

大多数青年在他们刚刚成年的时候都会在有关性的问题上经历一些不必要的烦恼和痛苦。如果一个年轻人是纯洁的，他在压制性欲时所经历的痛苦，可能会使他成为一个胆怯和忧郁的人。到他结婚的时候，除了突发的性冲动之外，他仍然无法摆脱过去多年形成的自制力，这使他丧失了对于妻子的性能力。如果他和妓女来往，那种源于青年时代的肉体的爱和理想的爱的不统一就会永远存在，结果，他和女人的关系要么是柏拉图式的，要么在他的信念中是卑鄙的。此外，他还冒着染上花柳病的巨大危险。假如他和本阶层的女人发生关系，危害固然要少得多，但那种保密的需要是有害的，因为它会妨碍稳定关系的发展。一部分人由于势利，另一部分人由于认为婚后应当立刻生儿育女，人们不大容易早婚。

另外，在离婚非常困难的地方，早婚具有相当大的危险性。因为在20岁时两个彼此很中意的人，到了30岁就很可能彼此不中意了。对许多人来说，他们在获得各种经验之前，是难以具有稳定的关系的。如果我们对于性的观念是明智的，那么我们就应当允许大学生暂时结婚，不生孩子也行。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可以摆脱性冲动的烦恼，因为性冲动的烦恼现在正在极大地干扰着他们的学业。他们应当从其他人那里获得性经验，这可以为他们将来有孩子的圣洁的夫妻生活做好准备。并且，他们应当还可以自由恋爱，而无须偷偷摸摸和害怕生病，因为此类现象正在使青年人走上歧途。

传统道德对于那些在目前形势下永远也嫁不出去的女人来说是痛苦的，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有害的。和大家一样，我认识一些具有传统道德的未婚女人，她们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都是非常值得称赞的。但是我认为，总的来说，事实上并非如此。一个从未有过性经验，而且认为这对于保持道德很有必要的女人，她的行为是消极的，并且具有恐怖的色彩，因此总的来说，她是胆怯的。与此同时，一种本能的和无意识的嫉妒会使得她对于正常人充满怨恨，极想去惩罚那些享受着她所享受不到的东西的人。知识上的胆怯是漫长的处女生活的普遍现象。我认为，妇女目前在知识上的贫乏主要是由于性恐惧所造成的对于好奇心的约束。那些找不到丈夫的女人，她们终生的处女生活是苦闷而空虚的。这种情况现在非常普遍，这也是以前的婚姻制度所不会产生的，因为那时两性的数量大体持平。毫无疑问，目前大多数国家的女子数量已经大大超过男子。这充分证明了改革传统道德的必要性。

那种被人们默认为是性发泄的婚姻，由于严酷的道德而蒙受着巨大痛苦。儿童时期产生的变态心理、男人嫖妓的经历、为保持女人的贞洁而形成她们心中的性反感，所有这些都给婚姻的幸福造成了障碍。一个在优越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姑娘，如果她的性冲动是强烈的，那么当她被追求时，她将无法把真正的情投意合与单纯的性吸引区别开来。她很容易嫁给那第一个唤醒她的性意识的男人。而当她的性欲得到满足之后，她才明白她和那个男人之间毫无共同语言，但为时已晚。以前所受到的教育使女人在性问题上过于胆怯，而又使男子过于唐突。男女双方在性问题上都缺少应有的知识，他们起初往往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无知，这使得双方永远不能从婚姻中得到性满足。此外，建立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夫妻关系也成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女人不习惯同异性谈论性问题，男人也不例外，除非他的谈话对象是妓女。在与他们共同生活最有关系、最关键的问题上，他们总是显得腼腆而畏缩，甚至于完全缄默无言。妻子总是觉得不满意，可又不知道她所需要的是什么。丈夫也有相同的感受，起初只是隐隐约约，到后来就逐渐趋于明朗，甚至于认为娼妓比他的合法妻子更能使他得到满足。有时妻子感到很痛苦，而丈夫又不知道怎样才能使她愉悦起来，结果，妻子的冷淡使他产生了厌恶之心。这一切都是由于我们沉默寡言和一本正经所导致的。

总而言之，从童年时期、少年时期、青年时期直到结婚，传统道德一直在毒害着我们的爱情。它使我们的爱情充满了忧郁、恐惧、误会、悔恨和神经紧张，把性的肉体冲动和理想爱情的精神冲动分为两个不同的区域，使前者成为残忍的，使后者成为没有生育的。其实，生活本不应当成为这个样子。人类动物的天性和精神的天性不应当发生冲突。两者之间绝非水火不相容，而且它们只有彼此结合，才能达到至善至美的地步。男女之间完美的爱情是自由而无畏的，是肉体和精神的平等结合。它不应当由于肉体的缘故而不能成为理想的;也不应当由于肉体会影响理想，而对肉体产生恐惧。

爱情正像一棵树，它的树根深植于地下，但它的树枝却高可参天。但是，如果爱情被忌讳的恐惧、斥责的话语和可怕的沉默所束缚，它就不会根深叶茂的。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爱和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爱，是一个人的情感生活中的两个重要部分。传统道德在削弱一种爱的同时，又声称要加强另一种爱。而事实上，父母对于子女的爱的减少，正是因为父母彼此之间的爱的削弱而蒙受着极大损失。如果孩子是幸福和相互满足的产物，他们所得到的爱将是健康的、热烈的、自然的、无条件的、直接的、合乎动物本能的、无私的和卓有成效的，这是那些空虚而渴望在可怜的孩子中，得到他们在婚姻中所得不到的营养的父母无法给予的。这样的父母将使孩子的思想不能步入正轨，并为下一代埋下同样痛苦的根源。这样，假如我们害怕爱情，那么这就是害怕生活，而害怕生活的人则如同行尸走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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