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心理中的家庭。我们是怎么想象我们的家庭
个人心理中的家庭。我们是怎么想象我们的家庭
在这一章里，我想讨论家庭关系对于个人性格的影响。这个题目可以分成三部分：第一，对孩子性格的影响;第二，对母亲性格的影响;第三，对父亲性格的影响。当然，这三部分很难截然分开，因为家庭是一个严密的整体单位，所以，凡是可以影响父母的，同时也可以影响孩子。尽管如此，我还是打算把这个问题分成三部分来讨论。自然应当从孩子开始，因为每一个人在成为父母之前，在家庭中都是孩子。
如果我们相信弗洛伊德的话，那么孩子对于家庭其他成员的情感，似乎有点敌对的情绪。一个男孩恨他的父亲，是因为他把父亲看作他的情敌。他对母亲怀有一种为传统道德所极其憎恶的情感。他恨他的兄弟姐妹，因为他们吸引了父母的一部分注意力，而他只希望父母的注意力能够全部集中于他一人身上。在以后的生活中，这种混乱情感的后果是极为复杂和可怕的，好则是同性恋，坏则患躁狂症。
弗洛伊德的这种说法并没有引起多大恐慌，这很出乎我们的意料。诚然，一些教授由于相信这种学说而被开除，甚至英国警察当局竟把当代杰出的人物霍默·莱恩送去流放，原因是他实行了弗洛伊德的学说。但是，由于基督教禁欲主义的影响，人们对于弗洛伊德强调性的解放的奇谈怪论，比对他关于婴儿仇恨心理的描写更加感到震惊。然而，我们对于弗洛伊德有关孩子情感的观点的对与错，必须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首先，应当承认，最近几年有关孩子的大量试验使我们认识到，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所含有的真理比我们以前所想像的要多得多。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仅代表真理的一个方面，而且就是这个方面，只要父母们多少有点知识，也会很容易接受与认同。
让我们先从伊底帕斯情结谈起。婴儿的性欲无疑比弗洛伊德之前的任何人所想像的都要强烈。我甚至认为，在婴儿时代对异性爱的情感是很浓厚的，这比我们从弗洛伊德的著作中所看到的还要强烈。一个不明智的母亲很容易完全无意识地使年幼的儿子对异性爱的情感集中在她自己身上。毋庸置疑如果真是这样，弗洛伊德所指出的那些恶果也许就会产生。但是，如果母亲的性生活是满意的，那种情形就很可能不会发生，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不必向她的孩子寻求那种只应从成年人那里得到的情感满足。纯洁的父母之间的冲动是一种抚养孩子的冲动，它并不要求从孩子那儿直截了当地得到爱情。因此。如果一个女人在性生活中是快乐的，她会主动避免产生从孩子那里寻求一切不正当的情感上的反应。因此，一个快乐的女人也许要比一个不快乐的女人更能成为贤良的母亲。然而，没有一个女人能够保证她永远快乐，所以在不快乐的时候，她应当有一定的自制力，以避免向孩子索取不正当的情感。这种自制不是很难做到的，只是以前它的必要性并没有被人们意识到，因此母亲对于孩子的那种过分的爱抚行为被认为是十分正当的。
其实，孩子的异性爱的情感可以从其他孩子那里得到自然的、有益的、天真的发泄。这样，异性爱的情感就成了游戏的一部分，而且这种情感会像一切其他游戏一样，为将来的成人活动做准备。所以，一个孩子在3岁或4岁以后，为了他或她的感情发展，需要有其他两种异性的孩子作伴，不但需要有年龄比他大或小的兄弟姐妹作伴，也需要有同龄人作伴。现代这种纯粹的小家庭对于孩子早期的健康成长显得过于呆板和禁闭，不能帮助一个人在童年时期获得健康的成长，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孩子的环境中绝对不应有这种氛围。
不但母亲会对孩子产生不正当的情感，女仆和保姆以及以后的女老师也十分危险，甚至更加危险，因为她们在性的需求方面是如饥似渴的。教育界的权威们认为，凡是和孩子发生关系的，应当总是那些不快乐的老处女。这种观念表现出他们在心理学方面的无知，因为任何一个认真了解过孩子心理发展的人都不会产生这种观念。
在家庭中，兄弟姐妹之间的嫉妒是司空见惯的。在以后的生活中，这种嫉妒有时还会造成杀人狂或较为严重的神经错乱。这种情形并非很难避免，当然轻微的情形除外，条件是，父母或其他照看孩子的人能够花费些精力控制他们的行为。当然，我们绝不能在玩具、饮食和关心等方面有偏爱之心，我们必须抱着十分公正的态度。在新的弟弟或妹妹出生时，我们必须防止其他孩子误认为他们对于父母，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要了。如果有严重的嫉妒的事件发生，那是因为对这些简单的措施过于忽视的缘故。
因此，如果我们要使家庭生活对孩子的心理产生良好的影响，就应当具备几种必要的条件：父母，尤其是母亲，必须尽可能使自己的性生活快乐;父母双方都要避免与孩子产生那种会引起孩子不良反应的情感关系：在兄弟姐妹中一定不能厚此薄彼，而应完全公平地对待他们;孩子三四岁以后，家庭不应成为他们的惟一环境，而要让他们把相当一部分时间用在与同龄孩子的交往上。如果具备这些条件，那么我相信，弗洛伊德所担心的那些恶劣后果很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另一方面，如果父母的情感是正当的，这无疑会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那些得不到母亲的热烈情感的孩子。往往是瘦弱而神经质的，而且多患躁狂症。父母的爱情能使孩子在这纷乱的世界里感到安全，并使他们获得进行探索和在周围环境中探险的勇气。使孩子感到自己是热烈爱情的客体，这对于孩子的精神生活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他会本能地感到他是孤独和弱小的，需要得到只有爱情才能提供的那种保护。如果想让孩子长成一个快乐、大度和无畏的人，那么就需要使他从周围的环境中得到只能来自父母爱情的一种温暖。
明智的父母还能为他们的孩子提供另外一种帮助，虽然直到不久前几乎还从未有人这样做过。这就是，他们可以通过最适当的途径向孩子们介绍有关性和父母身份的事实。如果孩子们了解到性是存在于生育他们的父母之间的一种关系，他们就会知道性的最崇高的形式和性的生理上的目的。过去，孩子们最初了解到这个问题时，总是把它当成下流的笑话或令人难于启齿的快感的根源。这种通过秘密而又猥亵的谈话所得来的最初的启示，往往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结果孩子们从此就很难对任何与性有关系的问题具有高尚的态度了。
总的来说，如果要确定家庭生活是应当有还是不应当有，那么我们自然需要研究以下两种仅有的实际方案：第一，母权家庭;第二，类似孤儿院的公共机构。将任何一种方案变成制度都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改革。现在，假设这两种方案都已实施，让我们来研究一下它们对于孩子的心理影响。
首先，从母权家庭开始谈起。我们假设孩子只知道母亲，女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得到孩子，而不必希望父亲对孩子有任何特殊的感情，也不必选择同一个父亲去产生不同的孩子。如果经济状况是令人满意的，孩子会不会因这种制度而痛苦呢?父亲对于他的孩子能有哪些心理上的用处?我认为，那最重要的用处也许在于我们前面所提出的一点，就是把性和夫妻的爱情以及生育联系在一起。另外，在孩子脱离儿童初期之后，要是我们能使他不但和女性的人生观接触，而且也和男性的人生观接触，那将是有益处的。从知识角度出发，这种接触对于男孩子尤其重要。然而，我还认为，这种益处并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据我所知，那些在婴儿时期失去父亲的孩子，一般来说，并不比其他孩子坏。毫无疑问，有一个理想的父亲要比没有强，而许多父亲却距离理想太远了，所以没有他们，对于孩子来说也许更具有积极的意义。
以上所说的，依据于这样一种假定，即我们有着一种与现在截然不同的风俗习惯。如果存在着某种风俗习惯，孩子就会因我们破坏了那种风俗习惯而感到痛苦。因为对孩子来说，恐怕没有什么能比让他们感到自己属于异类更痛苦的了。这是针对当今社会的离婚而言。一个过去有父母双亲，且与他们感情深厚的孩子，会因父母离婚而丧失全部安全感。的确，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可能会产生恐惧或神经错乱。一旦孩子对父母双方都产生了深切的依恋之情，那么当父母分离的时候，他们就受到极大的伤害。因此，我认为，一个没有父亲的社会，对孩子来说，要比一个时常发生离婚的社会好得多，尽管离婚仍被认为是一种个别现象。
柏拉图的意见是：不但要让孩子脱离他们的父亲，而且要脱离他们的母亲。我不赞同柏拉图的这一说法。鉴于上述理由，我认为，父母的爱情对于孩子的成长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即使孩子仅从父母一方那里得到爱情已经足矣。但若连父母一方的爱情也得不到，那就太令人遗憾了。从性道德的观点出发(仅就与我们现在最有关系的一点来说)，重要的问题是父亲的效用。对于这个问题，虽然很难做出绝对肯定的回答，但结论似乎应当是：在幸运的情况下，父亲是有一定用处的;而在不幸运的情况下，他很容易由于专横、暴躁和好斗变得弊大于利。因此，那种赞成父亲是应当有的这种说法，从孩子的心理角度上看也不是十分有力的。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家庭在母亲心理上的重要性是很难估量的。我认为，在怀孕和哺乳期间，通常女人本能上都具有某种希望男人保护的想法——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从类人猿时期遗传下来的感觉。在我们如今这样一个纷杂的社会中，一个认为自己用不着男人保护的女人，大概有着某种不正常的好斗心和自负心。然而，这种感觉只是部分本能的。如果国家能给怀孕或哺乳的母亲和孩子以足够的照顾，这种感觉就会大为减弱，甚至会完全消除。我认为，废除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对妇女所造成的主要危害是，这样将减少她们与男人发生性关系时所具有的那种亲密感和庄重感。
从异性中学到知识，这是人类结构的事实，但是单纯的性关系，即使它是热烈的，并不会因两性间的切磋而得到满足。在抚养孩子这一庄严事业中的合作，以及历经多年的伴侣生活。可以形成一种对双方都十分重要和丰富的关系。这种关系比男人对孩子不负责任时所具有的那种关系，要重要和丰富得多。但我并不认为，从情感教育的观点上看，那种生活在纯女性的环境中或者很少与男性接触的母亲，能像那种有幸福的婚姻并在一切事情上与丈夫合作的母亲那样疼爱孩子(个别情况除外)。然而，人们也必须看到许多与此相反的情形。如果一个女人在婚姻中是极不幸福的——这决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她的不幸感会使她在对孩子的关爱中很难具有那种正常的情感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她与孩子的父亲分开，无疑她能成为一位更贤良的母亲。因此，我们得出一个极普通的结论，就是幸福的婚姻是美好的，不幸的婚姻是丑恶的。
说到个人心理中的家庭，那最重要的问题是，家庭对于父亲的影响。我们已经反复论述过父权及其伴随而来的热情的重要性。我们了解到了在与父权家庭的发展和妇女的屈从地位紧密相关的古代历史中，父权所起的作用。由此我们可以断定。父亲的情感具有极为浓厚的热情。由于一些令人难以理解的原因，这种热情在那些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中，总不如在其他一些地方那样浓厚。在罗马帝国时代，那些上层社会的罗马人显然是没有这种情感的，而当今时代不少有知识的人，也是几乎或者完全不具备这样的情感。当然，绝大多数人还是有这种情感的，即使在最文明的社会中也是如此。男人之所以结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是因为性饥渴的缘故，因为男人不结婚照样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性的满足。
有一种理论说，求子之心在女人中比在男人中更普通，但是据我的观察，情况恰恰相反。在绝大多数现代婚姻中，孩子往往是女人对男人欲望让步的产物。无论如何，女人生孩子总要面对分娩的痛苦和丧失姿色的可能，而男人则大可不必为此担忧。男人之所以要限制家庭的发展，往往是由于经济的缘故。当然，女人也有这种原因，但是她还有自己所特有的原因。那些有职业的男人为了能以他们那个阶层认为必需的昂贵资金使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情愿承受物质享受方面的损失。当我们联想到上述现象时，男人求子欲望强烈就不言而喻了。
如果享受不到目前父亲的地位所赋予他们的权利，男人是否还想要孩子呢?有许多人说，如果男人可以不负责任，他们会不顾一切地随意生孩子。我不赞成这种说法。一个希望得到孩子的男人，也会希望得到孩子带来的责任。在普遍实行避孕的今天，孩子往往并不是男人追求快感时的意外事件。诚然，无论法律怎样规定，男女总是需要一种长期性的结合，因为只有在这种结合中，男人才能享受到那来自父亲身份的乐趣。但是，如果法律和习俗都赞成孩子仅属于母亲的观点，女人就会觉得任何与现有婚姻相似的东西都会侵犯她们的独立，而且会给她们对于孩子的绝对占有权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因为她们本来是可以独自享有这种占有权的。因此，我们应当明白，男人不可能会经常成功地说服女人放弃法律所赋予她们的权利。
在上一章，我们已经谈到过这种制度对于男性心理的影响。我相信，这种制度将会极大地减少男女关系中的庄重感，使男女关系更加成为一件单纯的乐事，而不是一种与心灵、理智和肉体紧密相关的结合。这将使人们之间的一切关系都变成一种无关紧要的区区小事，以至男人把自己的热情都集中在事业、国家或与个人毫无关系的事情上。当然，这种说法有点太笼统了，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差异。在一个人的眼里是大逆不道的事：在另一个人眼里，有可能是天大的好事。我认为(虽然我在提出这些观点时有些踌躇)，消除作为公认的社会关系的父权。会使人们的精神生活变得淡漠乏味并且无关紧要，最终必然会引起厌烦和绝望情绪的缓慢增长。其间生育将逐渐趋于消失，人口的数量将由那些仍保持旧习俗的群体来补充。但我认为，厌烦感和轻浮之举都是无法避免的。
当然，人口减少的问题可以通过付给女人足以担负起母亲职责的钱财这个办法来解决。当然，如果军国主义总是像现在这样强大，这种情况大概是要很快得到实现的。这一方面的问题是属于后面要讨论的人口问题，因此，我在此就不多说了。
庭虽然具有生物上的起因，但在文明社会中，却是法制的产物。婚姻受法律制约，而且父母对于孩子的权利也是有明确规定的。由于孩子是完全属于母亲的，如果没有婚姻，父亲就没有权利。虽然制定法律的出发点是要维护家庭，但是，现在它却开始逐渐干涉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并违反法律制定者的意愿，愈来愈成为破坏家庭制度的主要因素之一。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能相信那些道德败坏的父母，能够像社会所普遍认为的那样去照看孩子。其实，不仅那些道德败坏的父母，就是那些极为贫困的父母也应受到国家的制约，以保证他们的孩子免遭不幸。 在19世纪初，干涉工厂雇佣童工的建议遭到强烈的反对，理由是，这会减少父母的责任。英国的法律虽然不像古罗马的法律那样，允许父母迅速而无痛苦地杀死他们的孩子，但却允许父母用苦工般的折磨慢慢夺去孩子的生命。这一神圣的权利得到家长、雇主和经济学家的维护。但是，社会的道德观却对这种抽象的空谈感到反感，于是所谓的《工厂法令》被通过了。
接下去的措施更为重要，这一措施就是开始推行强制性教育。这无疑是对父母权利的一种严重的干涉。在一天的大部分时间中，除了节假日，孩子们必须离开家，去学习国家认为他们必须知道的事情，而父母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却得不到法律上的认可。通过学校，国家对于孩子生活的支配权逐渐扩大起来。国家要照看孩子的健康，即使他们的父母是不懂医学的。如果孩子在身体上有缺陷，他们会被送到专门的学校;如果他们吃不饱，他们会得到免费食物;如果父母没有能力替孩子购买鞋子，可以由国家负责供给;如果孩子在学校时表现出父母有虐待的迹象，父母很可能因此受到惩罚。过去，只要孩子尚未成年，父母就有权得到孩子挣来的钱。现在，虽然孩子实际上很难保留他们自己挣来的钱，但他们有权这样做，并且一旦情况需要他们这样做时，就可以实现这种权利。在雇佣劳动者中，那留存给父母的几项权利之一，是向他们的孩子传授同一居民区中大多数父母所共有的迷信。但是，在许多国家，即使是这种权利也被从父母的手中夺走了。
无法确定国家取代父亲能达到什么程度。国家所担负的是父亲的功能，而不是母亲的功能，因为国家要向孩子提供父亲在经济方面的帮助。在上层和中层社会中，几乎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因此，富裕的父亲要比贫穷的父亲重要些，并且富裕的家庭也要比贫穷的家庭稳固些。凡是重视社会主义的地方，如在苏联，取消或彻底改造以前为富家子弟而制定的教育制度，被视为是一件重要而且极须解决的事情。在英国很难想像这种事情会发生。我目睹过那些英国社会党人的领袖们，因有人建议所有的孩子都应上小学而大发雷霆的情形。他们高声叫道：“什么?难道让我的孩子与贫民窟的孩子来往吗?不行!”真是奇怪，他们竟然不知道阶级之间的分歧与教育制度有着何等紧密的联系。
目前欧洲各国的趋势是，国家对雇佣劳动阶级中父亲的权力和功能的干涉日趋严重，但是并没有相应地干涉其他阶级(苏联除外)。结果是，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形：一方面，穷人家庭日趋衰落;另一方面，富人家庭却毫无改变。
我认为。对孩子的人道主义的观念已经造成了国家的干涉，而且还将造成越来越多的干涉。例如，伦敦贫民区中的许多孩子，以及北方各工业城市中众多的孩子都在遭受佝偻病的折磨，这一事实应当引起广泛的注意。对于这种疾病，无论贫穷的父母如何努力，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它需要良好的饮食、新鲜的空气和充足的阳光，而这是贫穷的父母所无力提供的。如果听任孩子在他们年幼时受到身体上的摧残，那不但残酷。而且也是不经济的。因为，如果人类更多地掌握卫生和饮食方面的知识，孩子就不会受到不必要的伤害。的确，所有这类建议都遭到了政治上的强烈反对。伦敦各城区的富人们联合起来，想压住这些事情的发展势头。这就是说，他们在极力阻止那种减少穷人疾病和痛苦的行为。例如，在坡普勒，若当地方官员采取确实有效的措施来降低婴儿死亡率，他们就会被投入监狱。但是，富人们的反对屡屡受挫，穷人们的健康在不断地得到改善。因此，我们完全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国家在照顾雇佣劳动者的孩子方面的作用将得到加强而不是削弱，与此同时，父亲的作用也将相应地减弱。父亲的生物作用是在孩子们无力自助的时候保护他们，所以，当这种作用被国家所取代时，父亲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
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我们终究会看到社会逐渐分化为两个等级：一方面，保存旧式家庭制度的富人;另一方面，越来越希望国家起到过去属于父亲的经济作用的穷人。
在苏联，家庭发生了更为激烈的变化。由于80%的人民都是农民，在这些人当中，家庭依然和中世纪西欧的家庭一样稳固，所以共产主义的理论也许只能影响少数城市居民。因此。我们会看到，在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完全相反的情况，那就是，废除了家庭的上层社会和继续保存家庭的下层社会。
女人对于经济独立的愿望，是促使取消朝父亲的方向发展的另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到目前为止，经常发表政治见解的妇女都是未婚女子，但这种情形很可能是暂时的。当前，英国已婚妇女所受到的虐待比未婚女子要多得多。已婚女教师所得到的待遇和一个犯过错误的男教师所得到的相差无几。甚至连女人当一名妇产科医生也非得是未婚不可。至于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已婚妇女不适合工作，也不是由于她们在就业方面有法律上的障碍，相反，几年前通过的一项法律明文规定，女人不应因结婚而降低工作能力。已婚妇女找不到工作的全部原因在于，男人希望保持他们对于女人的经济权力。女人大概不会甘愿永远屈从于这种专制。当然，女人要想找到某个政党去解决她们的问题，恐怕还是有些困难的，因为保守党热爱家庭，而劳动党则热爱工人。然而，一旦妇女成为多数选民，她们是不会甘愿永远站在幕后的。如果她们的权利得到承认，这些权利很可能会对家庭产生深远的影响。已婚妇女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一种方式是，继续从事她们婚前所做的工作，这需要她们把孩子送交他人照看，所以这将导致托儿所和幼儿园的大量增加。而这种做法的必然结果是，不但父亲的重要性，而且母亲的重要性也会在孩子的心理中完全消失。另一种方式是，有孩子的妇女只要愿意自己照看孩子，就可以得到国家发给的工资。当然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还必须规定，当孩子长到一定年龄时，妇女可以重新回去工作。这种做法是有益的，因为它可以使妇女自己照顾她们的孩子，而且不必奴颜婢膝地依赖男人。
我们应当承认，现在情况更是如此，说到孩子，最初他们不过是性满足的结果，后来才成了不可推卸的责任。既然孩子不是父母的，而是属于国家的利益，他们的费用理应由国家支付，而不应让这沉重的担子落在父母身上。这后一种方式所主张的是家庭津贴，它正在得到人们的认可。但关于支付给孩子的这笔费用应仅交给母亲的主张，至今不能得到认可。然而，工人阶级争取女权的运动会使人们认可这一点，并且把它纳入法律规定。
假如这种法律肯定能通过，它对于家庭道德的影响将取决于法律起草时的情形。法律起草时，也许有人会说，如果女人的孩子是私生子，她就不能得到这笔费用。另外，也许还会作出这样的规定，如果有证据表明女人与他人通奸，即使只有一次，这笔费用也应该交给她的丈夫，而不是她本人。如果法律真的这样规定，查访每一位已婚妇女，弄清她们的道德状况，就将成为地方警察的一项重要的职责。这种结果也许很能净化人，但我怀疑是否每个被净化者都欣赏这一做法。我认为，最近我们应当提出一项制止警察干涉的要求，同时还应规定，即使是私生子的母亲也应得到政府津贴。如果真的做到了这一点，家庭也许就不再是属于父母双方共有的了，雇佣劳动者阶层中父亲的经济权力就会彻底丧失，并且父亲的身份也不会比猫狗更重要。
然而，当今时代，女人都把做家务看得极为恐怖。我感到大多数妇女宁可继续从事她们婚前的工作，也不愿意照看她们自己的孩子以得到补贴。有相当数量的妇女也许情愿离开自己的家庭，去照看幼儿园的孩子，因为那是一份专门的工作。而且我还认为，大多数劳动妇女如能获得选择的机会，她们也会自愿出去从事她们婚前的工作以获得工资，而不会把因在家中照看自己的孩子得到补贴视为愉快的事。当然，这纯粹是一种猜测而已，因为我不敢说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不过，无论如何，如果我们所说的多少有点道理，那么，已婚妇女中男女平等主义的发展也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甚至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导致雇佣劳动阶层的父亲除具有父亲身份之外，将失去照看孩子的所有权利。
妇女反抗男人统治的运动，从纯粹政治的意义上说，实际上已经完成，但是从它的广义上来说，运动还处于初级阶段。这运动是要逐步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的。现在，所谓女人的情感。还只不过是男人的兴趣和情绪的反应而已。当你读男性小说家的作品时，你会以为女人在给孩子哺乳时会得到一种肉体上的快感。其实，假如你询问一下你所认识的任何生过孩子的女人，你就会感到，情况并非如此。但是，在女人获得选举权以前，没有一个男人曾想到要这样做。总而言之，长期以来母性的情感一直为男人所控制，因为男人不知不觉地感到对母性情感的控制，是他们统治女人的工具，因此，要想得到女人的真情实感还需付出相当大的努力。
直到不久前，人们还认为，所有正派的女人都应该是喜爱孩子而痛恨性的。如果哪个女人坦率地说她并不喜爱孩子，即使是现在，很多男人都会感到吃惊。的确，现代男人普遍把向女人灌输这种说教视为自己的责任。只要女人处于屈从地位，她们就一定不敢正视自己的情感，而只是根据男性的期望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因此，我们不能把以前我们所想像的女人对于孩子的正常态度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因为我们会发现，一般而言，一旦妇女获得彻底的解放，她们的情感将会与我们以前所想像的截然不同。
我认为，文明，至少是迄今为止所存在的文明，会大大减少女人的母性的感觉。一种高度的文明大概将来是无法维持的，除非女人能够得到一大笔生孩子的补贴，以便使她们感到养育孩子是一种赚钱的行当。当然，即使做到了这一步，所有女人或者大多数女人也不应当以此为业。当然，这些只是一种推测。其中惟一可以确定的一点是，男女平等主义的充分发展，对于打破父权家庭可能具有深刻的影响，而父权家庭一直代表着史前时代男人对于女人的胜利。
总的来说，目前西方实行的国家取代父亲的做法，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种做法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健康状况，并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平;这种做法杜绝了人们对待孩子的残暴行为，使大卫·科波菲尔所遭受的痛苦成为往事;这种做法有望继续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准和智力水平，尤其是在根除源于不正常的家庭制度的罪恶方面。然而，国家取代父亲的做法也具有极大的危险性。父母通常都是喜爱他们的孩子的，不愿意把他们仅仅看作是政治制度的附属物，而国家则绝不会有这种态度。在各个机构中与孩子有实际接触的个人，例如学校的老师，如果他们不是工作繁重和工资低下，也会保持父母所具有的个人情感。可是老师没有多少权力，权力是属于行政官员的。那些行政官员从未见过那些由他们支配其生活的孩子。所以作为一个管理型的人(否则，他们就不会得到他们所占有的位置)，他们也许特别习惯于把人看成是某种建设材料，而不是目的。另外，那些行政官员往往喜欢统一，因为统一便于统计和分类，而且，一旦实现了所认定的正确的统一，那将意味着有一大批人成为他们所希望的那种人。因此，凡是受行政机构管教的儿童大概都是同_类型的人，而少数与众不同者必将遭到迫害。这种迫害不仅来自他们的伙伴，而且也来自行政当局。这意味着那些具有杰出能力的人，将会备受折磨和蹂躏，直到他们的精神彻底崩溃;这还意味着，那些有幸符合公认模式的人将会变得十分自负而且极具迫害之心，这些人完全不可能耐下心来听取任何新的建议。更重要的是，只要这个世界还是分为许多相互竞争的军国主义国家，在教育上以公共团体取代父母就意味着强化所谓的爱国主义，这样一来，只要政府一声令下。人们便会毫不犹豫地投身于相互残杀之中。毋庸置疑，所谓的爱国主义是目前文明所面临的最大危险，因此，任何增加文明的毒素的事情都要比瘟疫和灾害更为可怕。
而今，青年人的忠诚是双方面的：一方面要忠实于父母;另一方面也要忠实于国家。如果将来他们只忠实于国家，世界就很可能变得比现在更加残忍凶暴。因此，我认为，只要国际上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国家在教育和照看孩子方面不断过多地干涉，就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很可能会损害国家的真正利益。
同时，假如能够成立一个国际性政府，这个政府能够在民族纠纷中使用法律而不是武力，情况就会截然不同了。这个政府可以规定，任何国家的教育课程都必须去除那种荒谬的民族主义。这个政府可以坚决要求任何地区都必须把对国际超级国家的忠诚作为教育的内容，而且必须把国际主义作为一种信念反复灌输，以取代现在人们对于国家的忠诚之心。这样，虽然过于统一以及对于异己分子的迫害过于严重的危险依然存在，但造成民族之间战争的危险将会消除。的确，超级国家对于教育的控制将成为防止战争的积极手段。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是国际主义的国家，国家取代父亲将有助于文明的发展，但如果国家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这种做法将由于战争而增加对于文明的危害。现在，家庭制度正在迅速衰落，而国际主义的增长却十分缓慢。因此，这种情形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当然，事态并没有发展到无望的程度，因为国际主义将来可能会比过去发展得迅速些。幸运的是，也许我们不能预测未来，因此，我们可以希望将来胜过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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