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与奇迹

发现与奇迹

与英国的劳伦斯学者保罗·波普洛斯基有了神交，得知他竟然是我英国时期导师沃森教授多年前的弟子，从未谋面，也未有耳闻，偶然因为同为劳伦斯研究者通了几次信探讨点问题，却发现我们师出同门，算前后的师兄弟关系。因为我在诺丁汉是客居访学，导师也充其量是干导师，所以从来也不会认几个洋师兄弟姐妹。导师对我很好，视为门下，我也最多敢认他别的弟子为干亲而已，不当回事的。但现在这位他的博士生却告诉我我们是师兄弟，因为我们有个共同的导师，他是我们的师傅。居然让我感到这人很有点东方气质。或许，英国人之间也这么表达?反正最有意义的倒是他对这种关系的英文表达法，让我学了一招儿：师兄弟叫academic brothers，而师傅则是academic father。与干师兄保罗的通信总是能揭开些历史的谜底。今天让我弄清了两个问题：

1. 我告诉保罗1936年饶述一的译本是重点参考了当年的法文本才得以完成的，因为那时英文本在英美都是禁书，根本不可能再出注解本，法文译本等于给英文本做了注解，帮助饶先生解决了不少语言难点。我只是顺嘴一说，这说明法文翻译很仔细，等于把英文本的意思通过翻译诠释出来了。保罗很认真地查对后断定那是迦利玛1932年的法文全译本。

那个时候只有这个法文本。此后的法文本要等到1980年代才出版。那个法文本有马尔罗的序言。可惜饶述一的本子里没有收入。据此可以说，中国读者在1936年就读到了通顺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中译本，要感谢法国人的本子。而那个时候英文的全本在英美都是禁书，很少有人得到。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读者比多数英美读者还幸运些。上帝，查泰莱的命运真是诡谲，像猫，有九条命，到处寻到生机!

2. 我1980年代初读研究生时开始在课余翻译《虹》，根据的是没有注解的1949年企鹅的版本，只能自己翻字典加注。那个时候手里没有外汇，也没有渠道从外国买原版书，更没有互联网查询，根本不知道有没有注解本。后来有幸得到一本苏联虹出版社1985年的英文本《虹》(是米哈尔斯卡娅教授的馈赠)，后面有详尽的俄文注解。就如获至宝地从中翻译了一些，这些注解也对我理解原文很有帮助。这样我的译本就成了借助俄文注解的第一个有详尽注解的本子。到1990年代我买到了企鹅1989年的注解本，发现是第二版，首版标注是1986年版。

很是后悔：那个时候我们太与世隔绝了，不知道早就有了英文注解本。待我将这个英文注解与俄文注解比较时，发现两者很接近，心中叹服苏联学者的功底，他们居然比英国人还早一年搞出了个很好的注解本。所以前日我向保罗求证，1985年前有没有英文注解本?否则就说明苏联学者比英国学者厉害。保罗没说谁厉害，只是客观地告诉我：企鹅1986年的本子是1981年版本的重印，只是没标明1981年首版，因为1981年的版本是属于企鹅图书馆系列，销量有限，而1985年版是属于现代经典系列，销量大得多!

绕了一大圈，看来苏联的1985年注解本十有八九是来自企鹅1981年的版本!否则两者不会那么相似，但也说明苏联那时还是跟得很紧的，至少比忙活着闹双轨制、吵着做原子弹的不如卖鸭蛋的人收入高的我们要正规。英文本一出来，俄文翻译就跟着出来了。《虹》的注解是通过俄文本的翻译首次进入中国的，靠的是我那点可怜的俄文知识查着字典吭哧吭哧翻译过来的。在此我要再一次感谢我中学的俄文老师给我打下的微薄的俄文底子。

这是个奇迹。当然，第二次的重要性无法与第一次相比，只是个小插曲，但也很有意思。今天终于解开了多年以来的两个谜，很有收获。

还要说的缘分是，第一个英文注解本是我2000年的导师沃森作为主编在1985年做出来的。原来我是在1980年代通过俄文间接翻译了他的注解，到2000年去诺丁汉后才认识他的。又是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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