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性的认识，性知识的禁忌
人们对性的认识，性知识的禁忌
若要建立一种新的性道德，我们首先要反躬自问的问题是：我们应当怎样规定两性之间的关系?如果人为地使男人、女人和孩子对有关性的事实一无所知，这是否正确呢?我之所以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是由于在这方面的无知对于个人的危害是极大的，而且如果一个制度要依靠这种无知去维持，那是根本行不通的。这是我在本章中要读者了解的一点。我认为，性道德只能为那些懂得这些道理的人所接受，它的感染力决不会依赖于无知。这是一种合理的学说，虽然政府和警察从未提倡过这种学说，但它是毋庸置疑的。这种学说认为，正当的行为决不会为无知所促进，也决不会为知识所阻碍，除少数偶然的事情之外。例如，如果甲方是要按照他的利益，而不是按照乙方的利益去希望乙方去行动的话，那么，甲方隐瞒那些可以使乙方知道甲方真实利益之所在的事实。这对于甲方是十分有用的。这种做法在证券交易所是可以理解的，但一般来说却不是属于高尚的道德之列。为了自身利益，政府也往往向民众隐瞒它的活动的大部分事实。例如，每一个政府都会禁止透露战争失败的消息，因为失败的消息一旦透露，就有可能导致政府的垮台。虽然了解这一事实是符合民众利益的，但却不符合政府的利益。总的来说，绝口不提性的事实，属于另外一种范畴，但从根本上说，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类似的动机。
最初，人们只是蒙蔽女性，因为人们希望她们的无知能有助于男性的支配地位。然而，妇女竟然逐渐麻木接受这种观念。认为无知对于道德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一方面是由于她们的影响，人们开始认为儿童和青年，无论男女，都应当对于性知识尽可能地保持无知。在这个阶段，人们的动机不再是出于支配的目的，而是进入了无理性的忌讳的范畴。关于无知是否合乎需要这一问题，还从来没有人研究过，因为若拿出证据来证明无知是有害的，那就会触犯法律。我不妨以摘自1929年4月25日《曼彻斯特卫报》的几段话来作为这一问题探讨的参考：
美国自由党人对玛丽·韦尔·丹尼特夫人的审判结果感到十分震惊。丹尼特夫人昨天被布鲁克林的联邦，陪审团裁定犯有邮寄淫秽书籍的罪行。丹尼特夫人是一本受到高度评价而且广为流传的小册子的作者。这本小册子以严肃的语言阐述了孩子们应当了解的有关性的简单事实。为此，可能她会被判处5年徒刑。或5000美元的罚款，或两者兼而有之。
丹尼特夫人是一个著名的社会工作者，有两个已成年的儿子。11年前，她为了教育她的孩子而写下这本小册子的。起先发表在一份医学杂志上，后应编辑之邀，出了单行本。这本小册子曾得到几十位著名医生、教士和社会学者的认可，早在男青年基督教协会和女青年基督教协会已发行了数千册。在位于纽约郊区的布朗克斯维尔市立学校中，也曾试用过这本小册子。
那位来自新英格兰的联邦法官沃伦·B·伯罗斯却无视以上事实，并且拒绝任何著名的教育家和医学家出庭作证。此外，他还不惜一切阻止陪审团听到著名的作家们对于丹尼特夫人那本书的称赞。事实上，这次审判不过是向布鲁克林的那些已婚的老年陪审团宣读一下那本小册子而已，而那些人之所以被选为陪审员，只是由于他们从未接触过H·L·门肯或哈夫洛克·埃利斯的作品。
《纽约世界》显然是正确的。它说，如果停止发行丹尼特夫人的这本书，那么在美国青年面前，我们就没有用明确和诚实的语言去提示性的事实的希望了。这个案子将提交更高一级的法院审理，人们将以极大的兴趣等待着它的最终判决。
虽然这件事发生在美国，但是它也可能会发生在英国，因为英国的法律实际上和美国大同小异。到那时人们将会看到，英国的法律也会不允许那些向青年传播性信息的人提出专家的论据，以证明性知识对于青年人是必要的。还有，一旦有了这种起诉，检查官也会大言不惭地要求所有陪审员都应当是白痴——没有读过任何会使他们按照理性去判案的书的白痴。英国的法律直言不讳地宣布，儿童和青年绝不能知道性的事实：至于让他们了解这些事实究竟有益或有害，那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不过，我们现在不在法庭上，并且我这本书也不是针对孩子们写的，所以，我们可以讨论：究竟以前蒙蔽孩子的行为是应当有的，还是不应当有的。
按照传统的做法，父母和老师都在极力蒙蔽他们的孩子。孩子从未见过父母的裸体，而且在很小的时候(只要住房宽敞)，他们就难以看到他们异性兄弟或姐妹的裸体了。他们被告诫不许抚弄或谈论他们的性器官。一旦涉及到性的问题，就遭到家长的厉声呵斥。他们所能得到的知识是：孩子是由鹳鸟带来或是从醋栗树下挖出来的。
当然，他们迟早会从其他孩子那里了解到事实并非如此，而那些事情往往采取一种歪曲的形式。由于父母的训导，孩子们认为这类事情是“肮脏的”，总是悄悄地讲给他们听。于是他们认为，父母之间的行为是见不得人的，是难以启齿的，因为父母总是极力遮掩。而且他们还知道，那些本来可以指导教育他们的人，也在有意欺骗他们。他们对于父母、婚姻和异性的态度由此得到无可挽回的不好的印象。
那些受到过传统教育的青年男女，很少有人能对性和婚姻产生高尚的感觉。他们所受的教育告诉他们：欺骗和说谎在他们的父母和老师眼里都是美德;一切性关系(包括在婚姻以内)都是可恶的;并且，在传宗接代的时候，男人所服从的是他们的兽性欲望，女人所服从的则是她们痛苦的责任。婚姻由于这种扭曲的观念而使男女双方都不愉快，而且那得不到满足的本能变成了蒙着道德假面具的残暴行为。
照我看来，正统的道德家对于性知识的观念大概是像如下所述的那样：
性冲动是一种本能的很有能力的冲动，在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在婴儿期，性冲动的方式是喜欢抚弄身体的某些部位;在童年后期，性冲动的表现形式是好奇心和对“脏”话的偏爱;在青春期，性冲动则采取了更成熟的方式。毫无疑问，性的思想必然会导致性的不端行为，因此，实现道德的捷径，就是使青年人的身心绝对脱离与性有关的一切事物。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对他们谈论任何有关性的事情;我们必须尽一切所能地阻止他们相互谈论这些问题，而且成年人必须装作这类话题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利用这种方式去蒙蔽一个少女。并且一直蒙蔽到洞房花烛夜，那是可能的。完全可以预料，那些事实会使她感到极为震惊，以至会使她们表现出所有正统的道德家认为女人应当具有的性态度。对于男孩子，这个问题，则要困难得多，因为我们不可能希望把他们完全蒙蔽到18或19岁以后。对于他们，恰当的方式是，告诫他们手淫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精神错乱，而与妓女性交则一定会染上花柳病。上述两种假设虽然不是真的，但也只是一种毫无恶意的谎话，因为编造它们是为了道德。我们还应当教育男孩子，告诫他们在任何场合都不应该谈论有关性的问题，即使在结婚之后也不应该。这就会增加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当他结婚后，能使他的妻子厌恶性，从而防止她有不轨的行为。另外，婚姻以外的性是罪恶;婚姻以内的性不是罪恶，因为它是繁衍后代所必需的，但同时也是人类所承担的一种不恰当的责任，是上帝对人类堕落的一种惩罚。一个人在接受外科手术时，也是持有同样的心态的。不幸的是，除非我们遭受到极大的痛苦，否则，性行为总是与欢乐相联系。但是，通过足够充分的道德教育，是可以防止出现这种现象的，至少在女性中是如此。在英国，在印刷品上宣称妻子能够而且应当从性交中得到快乐，那是违法的(我就曾听说过，有一本书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在法庭上被指控为淫秽作品)。总之，上面所讲的观念决定了法律、教会和那些保守地教育青年人的人对于性所持的态度。
在没有讨论到性范围中这种态度的影响之前，我先要说几句这种态度在其他方面的影响。我认为，第一个最大的后果是，它打击了青年人对于科学的好奇心。凡是有正常智力的孩子都希望知道世界上的一切事情，他们经常问及关于火车、汽车、飞机，以及雨的来源和孩子的来源等问题。所有这些好奇心对于孩子来说是完全一样的，他所依据的不过是巴甫洛夫称之为“这是什么”的反射能力，但这种反射能力正是一切科学知识的源泉。在孩子追求知识的过程中，了解到这种冲动在某些方面被认为是一种罪恶时，他对科学的好奇心的全部冲动也被抑制了，他根本不清楚哪种好奇心应当有，哪种不应当有。孩子们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既然问孩子是怎样生出来的是一种罪恶，那么，问飞机是怎样造出来的，也一定是一种罪恶了。理所当然，他会得出一种结论，那就是对于科学的好奇心是一种必须抑制的危险的冲动，而且一个人在想要了解任何事物之前。一定要认真询问一下，这种知识究竟是邪恶的，还是合乎道德的。由于孩子们对性的好奇心是极强烈的，必然会得出这样一种结论：人们所渴望得到的知识是邪恶的，而惟一合乎道德的知识是人们所不渴望的，例如乘法运算表。对知识的追求原是所有健康孩子的一种本能的冲动，却因此而被破坏了，结果，孩子被人为地变成了白痴。无可否认的是，那些受过传统教育的女人通常要比男人更愚蠢些。而且我还相信，这主要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她们年轻时被更有效地阻止了对于性知识的渴求。
除了这种知识上的损失之外，大概我们还有一种极严重的道德上的损失。正如弗洛伊德首先指出，而且所有与孩子有接触的人都会很快发现的那样，对于鹳鸟和醋栗的神话，孩子们一般是不相信的。于是，孩子们就会得出一种结论：父母在骗我们。既然父母会在一件事上说谎，他们必定会在另一件事上说谎，长此以往，他们在道德上和知识上的威信便荡然无存了。同时，因为父母在涉及性的问题上能够说谎。孩子们就会认为：同样地我们也可以在关于性问题上说谎。于是，他们就互相谈论有关性的问题，甚至秘密地进行手淫。如此，他们就会养成欺骗和隐瞒的习惯，而且由于父母的恐吓，他们的生活总是充满着怀疑和恐惧。根据心理分析表明，不论是孩提时代，还是成年时代，如果被父母或保姆指出手淫的恶劣后果，那么就很可能会导致他们精神错乱。
因此，在青年人性问题上采取的传统做法会使相当多的人患精神病或类似的心理障碍，同样，也会使人们变得愚昧、虚伪和胆怯。
虽然这样的事实已在某种程度上被所有与青年人有接触的智者所承认。然而，正如本章开头引用的那件案子所表明的那样：法律和执行法律的人却不了解这些事实。因此，目前的形势是，每一个有足够的性知识而又必须与孩子打交道的人。都要做出抉择：要么违反法律;要么使那些他负有责任的孩子遭到道德上和知识上无可挽回的损失。法律改革是很困难的，因为许多的年长者都已走上歧途，他们对于性的兴趣只是根据于这样一种信念，即性是邪恶、肮脏的。我认为，在那些老人和中年人死去之前，绝无改革的希望。
以上，我们所讨论的是性范畴以外的传统做法的恶劣影响，现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中与性有着更明确关系的一个方面。道德家们的目的之一，无疑是要防止我们为性问题所困扰。这种困扰目前是极为普遍的。最近，依顿的一位前校长指出，学生们之间的谈话几乎不是沉闷的，就是淫秽的，尽管他所遇见的那些学生都是在传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事实上。如果我们把性问题弄得很神秘，那么就会大大增加青年人对于这个问题本能的好奇心。如果成年人像对待其他问题一样对待性问题，回答孩子们提出的一切问题，给予他们所期望的或所能够接受的知识，那么这些孩子就不会产生淫秽的观念，因为这种观念的产生，完全基于他们认为某些问题是不能毫无顾忌地提及的缘故。对于性的好奇心，与其他各种好奇心一样，一旦得到满足，就会很快消失。因此，尽量对青年人进行疏导，并告诉他们有关性问题的一切知识，这是防止他们被性问题所困扰的最好方法。
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根据我个人经验，并不是根据演绎法。我在我的学校的孩子们中间所观察到的情况足以说明，孩子们的下流行为正是成年人假正经的结果所致。我自己的两个孩子(男孩7岁，女孩子5岁)从不认为性或排泄物是什么特殊的事情，而且迄今为止一直与那些正统的思想最大限度地隔绝开来，他们所得到的恰恰是与其相反的科学的思想。他们对于孩子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表现出自然和健康的兴趣，但是他们对发动机和铁路却没有如此浓厚的兴趣。无论大人是否在场，他们对于这类问题从未表现出探求的好奇心。
我们发现，这所学校的其他孩子，如果他们的年龄是2岁或3岁，或者甚至于是4岁，他们的情况和我的孩子是毫无二致的。然而，那些已经受到了正统教育的6岁或7岁的孩子，他们却认为任何与性器官有关的事情都是不正当的。他们甚至感到惊奇：在这所学校里，这类事情居然也可以和其他事情一样可以随意谈论。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在谈话时慢慢地有了一种轻松的感觉，但仍认为这类话题是不正当的。但是，当他们发现那些成年人丝毫没有阻止他们进行这类谈话时，他们就对这类话题逐渐产生倦意，从而变得和那些从未受过正统教育的孩子一样毫无杂念了。现在，当新入学的孩子想和他们谈论那些“不正当”的事时，他们总是表现出不耐烦的神情。由此可见，如果我们让新鲜的空气吹拂在这个问题上，它就会得到消毒。在忌讳中所滋生的有毒的微生物就会荡然无存。我相信，不会还有其他方法能使孩子们对于那些通常被认为是不正当的问题持有这样一种健康而自然的态度。
在我看来，有一部分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另一面，虽然他们希望将基督教的道学家所掩盖的污秽从性问题上清除掉。性问题自然和排泄过程密不可分，因此，只要我们把排泄过程视为一件厌恶的事，那么在心理上人们自然会把这个厌恶的事的一部分与性问题联系起来。所以，在与孩子相处时，我们不应当对于排泄一事过分厌烦。自然，为了卫生起见，预防措施是必要的，但是只要孩子能够理解，我们就应当向他们解释清楚，这些预防措施只是为了卫生的缘故，而不是因为那种生理功能本身是不好的。
在这一章中我想讨论的是，我们对于性知识应当采取什么态度而不是性行为应当是什么样的。前面我已经说过，我们应当把有关性方面的知识传授给青年人，我希望而且深信，这会得到所有开明的教育工作者的认可。现在我所要谈的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问题，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恐怕很难引起读者的共鸣。这就是关于所谓淫秽作品的问题。
英美两国的法律规定，在某些情况下，凡被认为属于淫秽的作品，可以由当局查禁，其作者和出版商应当受到处罚。在英国，这个法律就是所谓1857年的《坎贝尔爵士决议》。决议宣称：
如果有人检举，而且证据确凿，在任何住宅或其他地方存有任何淫秽书刊，其目的在于销售;只要能够证明这个地方的书刊已经销售了一册或数册;如果确切了解到，根据这些书刊的性质和描写，它们的出版会产生不良影响而应当予以起诉，那么，在得到特别许可之后，应当将这些书刊封存。在传讯这些书刊的所有者之后，如果证明那些被封存的书刊确实具有上述性质，而且保存的目的也如前所述，那么就可以下命令将这些书刊销毁。
由此可见。决议中所提及的“淫秽”一词并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义。事实上，如果那些地方官员认为某出版物是淫秽的，那么，这个出版物就一定是淫秽的，而且他也无需去听专家们的任何证词。因为在特定的情况下，证词将会告诉我们，那些被视为淫秽的出版物在某一方面还是有益处的。这就是说，任何一个撰写小说、社会学论文或改革法律的议案的人，如果他的作品涉及到性问题，那么，只要某些无知的保守派认为它是不合时宜的，大概这个作品就将难逃厄运。如此的法律所带来的后果是极为有害的。众所周知，哈夫洛克·埃利斯的《性心理的研究》第一卷就是由于这一法律而遭非议的。值得庆幸的是，美国在这件事上比英国开明一些。我认为，没有人会说哈夫洛克·埃利斯的目的是不道德的，这样一部庄重而有学术价值的巨著，不会是为那些仅仅追求感官刺激的下流之徒而作的。当然，要讨论这些问题，我非要提及那些普通的地方官员在他们的妻子和女儿面前绝不会谈论的事情不可。但是，查禁这类作品则意味着，任何正派的学生也是不能了解这方面的事实的。我认为，在哈夫洛克·埃利斯的作品中，根据传统的观念，最容易遭到反对的问题之一，就是他对历史事实的搜集。因为这些事实表明，现存的方法绝对不会孕育出健全的道德和智力。这些材料本可以使我们理智地反省现存的性教育方法，但法律却认定，我们不能保有这类材料，对于这个问题的判断还是应根据于无知。
《孤独的井》一书在英国(在美国却没有)遭到了指控。指控书中着重提到对同性恋在小说中的描写也是非法的这一问题的审查。在欧洲其他各国，学生们可以获得大量关于同性恋的知识，因为那里的法律比较开明。但是在英国是杜绝这种知识传播的，无论是以学术研究的方式还是幻想小说的方式都是不允许的。在英国，男人之间的同性恋(虽然女人之间的同性恋不在此例)是非法的，而要想提出任何论据去改变这种法律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论据都会被指控为淫秽而成为非法的。当然，所有认真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这种法律是野蛮而无知的宗教迷信的产物，我们不能提出毫无理性的论据去拥护这种法律。对于乱伦，我们也应当采取一致的态度。几年前，通过了一项新法律，这个法律使乱伦成为犯罪行为。但是根据《坎贝尔爵士决议》，不管是赞成或反对这项法律，我们都是不能讨论这一问题的，除非那些论点极抽象、极审慎，以至毫无说服力。
《坎贝尔爵士决议》所造成的另一个可笑的结果是，许多不能用一般人所能理解的语言提及的事，只能用那类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能理解的冗长的专业术语去讨论，在采取了某些预防措施的情况下，在印刷品上提及“性交”问题是被允许的，但使用简单明了的同义词去论述这一问题则是不允许的。这是在最近审理《徒劳的差使》一案时定下来的。然而，这种禁止使用简单明了的语言的禁令有时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例如，桑格夫人为劳动妇女撰写的一本关于节制生育的小册子，仅仅由于劳动妇女能够看懂而被斥之为淫秽作品。与此相反，玛丽·斯托普斯博士的书却是合法的，因为只有那些受过相当教育的人才能理解书中的文字。其结果是，向有钱的上流社会宣传节制生育是合法的，但向雇佣劳动者及其妻子宣传节制生育则是犯法的。我希望这种情形能够引起优生学会的注意。这个学会只是不断去感叹雇佣劳动者的生育比中层阶级更为迅速这一现象，但它却没有丝毫改变造成这一现状的法律的企图。
有很多人都认为，虽然这种反对淫秽出版物的法律造成了令人遗憾的结果，但是必须的。我不相信我们能够制定出一种不会带来类似恶劣后果的反对淫秽出版物的法律。根据这一事实，我个人认为，对于这个问题不应当有什么法律约束。对此，我有两个论点：一方面，任何法律都做不到禁止恶的同时不禁止善的;另一方面，如果性教育得当，即使是货真价实的淫秽出版物，也不会造成多大危害。
如果我们知道英国《坎贝尔爵士决议》的历史，那么第一个论点完全是可以成立的。任何一个人只要了解一下有关《坎贝尔爵士决议》的争论，必然会发现，这个决议的初衷仅仅是要查禁色情文学，并且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他们不会利用这一决议去反对其他形式的文学。然而，这种信念的产生是由于他们对于警察的机敏和地方官员的愚蠢没有充分认识的缘故。整个有关审查的问题，在莫里斯·厄恩斯特和威廉·西格尔合著一本书中的讨论十分精辟。他们讨论了英国和美国的经验，同时也简明扼要地讨论了其他地区的经验。这些经验表明，尤其是在英国对于戏剧的审查方面，那些旨在挑逗情欲的轻薄的戏剧很容易通过审查，由于审查员不愿意被人视为假正经;而那些涉及重大问题的庄重的戏剧，如《沃伦夫人的职业》，却历时数年才得以通过审查。至于像《圣希》那样富有诗意的优秀戏剧，虽然剧中没有一句挑逗情欲的台词，但这部戏剧却历经100年才征服张伯伦勋爵那伟大胸怀中的厌恶之心。在美国，尽管没有审查制度，但有关戏剧的经历却和英国大同小异。通过霍勒斯·利夫莱特对于《被俘者》所采取的果敢行动的结果，便可略见一斑。因此，我们在研究了大量历史依据之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一些纯粹以淫秽色情为目的的人，总是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而严肃的艺术和成功的科学却时常遭到不同程度的审查。
此外，另一个反对审查的理由就是，那些开诚布公的没有含羞意味的坦率的色情文学，同时，它的危害比起因隐晦和神秘而变得有趣的色情文学要少得多。几乎每一个正派的有钱人在其青少年时期都曾违背法律看过淫秽照片，并为拥有这类照片而自豪，因为它们难以得到。具有传统观念的那些人认为，这类东西对于他人极为有害，尽管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承认，这类东西对于他们自己也是有害的。
毋庸置疑，这类东西会激起人短暂的性欲，但是对于任何一个性功能健全的男性，这种冲动无论如何总是无法避免产生的。一个男人性冲动的次数取决于他的身体状况，而引起这种冲动的机会则取决于他所依存的社会习俗。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男人，女人的踝骨具有强烈的刺激性;而对于现代的男人，女人大腿以下的任何部位都不会使他们产生性冲动。这不过是服装的式样问题而已。假如裸体成为一种风俗，那么裸体就不会激起我们的性欲，以至女人们不得不借助服装以使她们自己在性的方面具有吸引力，正如某些不开化民族所做的那样。
同样这种观点适用于文学和图片。维多利亚时代颇具刺激性的东西在比较坦率的现代的人们看来，是毫无刺激性的。正人君子们越是限制正当范围内的性欲，这种性欲就越容易产生冲动。色情文学之所以广受欢迎，十分之九是因为道德家们反复向青年人灌输那种对于性的猥亵感：十分之一的原因是生理上的因素。无论国家法律如何规定，这一点是不可避免的。基于这些理由，我认为不必制定什么法律来限制那些色情出版物，即使我仍然担心有很少人赞同我的这个观点。
对于裸体的忌讳，阻碍我们难以对性问题持有一种高姿态。对于教育孩子，许多人已经承认了这一点。只要是在非常正常的情况下，孩子们看到彼此或他们父母的裸体，对他们树立正确的观念是有益的。有一个很短的时期，大约在3岁左右，孩子对他父母之间的身体差异感兴趣，并且拿自己和姊妹之间的区别作比较。但这一阶段很快就会过去，从此以后，他对于裸体就像对衣服一样不感兴趣了。如果做父母的顾忌让他们的孩子看到他们的裸体，那么这些孩子必然会产生一种神秘感，而一旦有了这种神秘感，他们便会成为充满邪念之徒。所以，去除神秘感就成了避免产生邪念的惟一方法。
在健康方面，我们也有许多赞成在适当的环境中裸体的重要理由，例如阳光明媚时的户外活动。阳光对于皮肤健康具有极好的效用。任何一个看见过孩子们赤身在户外奔跑玩耍的人，都一定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孩子们不但更加懂事，而且与他们穿着衣服时相比，行动更加自由，姿态更加优美。对于成年人，情况也是同样的。适合裸体的场所是有着明媚阳光和清澈水流的地方。如果我们的风俗允许我们这样做，裸体很快就会不再是引起我们性欲的诱因，而且，我们的举止会更加文明：我们的身体由于直接与空气和阳光接触而更加健康;我们关于美的标准也会更加依据于健康的程度，因为标准的美不仅是容貌，也包括身体和身体的姿态。因此，我们应当大力提倡希腊人的这种习俗。
大多数人对于爱情是抱有两种令人十分奇怪的态度：一种是以小说、戏剧和诗歌等文学为主题的爱情;另一种是没有得到大多数严肃的社会学家重视的爱情，它永远不会被视为是政治和经济改革计划中一件迫切需要的事。我认为这两种态度都是不正确的，爱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因此，任何无端干涉爱的自由发展的制度，都被我视为不合理的制度。 如果我们能够对爱这个字眼充分理解的话，就会知道，它是指一种包含了充分的情感，既有生理方面又有心理方面因素的并不是局限于男女间的一切关系。爱情是可以强烈到任何程度的。至于《忧伤和孤独》中所表达的那种情感，是和大多数男女爱情的经验相一致的。人类表达爱情的那种艺术能力是罕见的，但这种情感的本身，至少在欧洲，却并非如此。这种爱的情感在某些社会中要比在其他社会中普遍得多，我认为，这并不取决于人的天性。而取决于他们所依存的社会风俗和制度。在中国，爱的情感是罕见的，从历史上看，这仅是那些因淫乱的婢妾而误入歧途的昏君的专利。传统的中国文化反对～切浓厚的情感，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一个人都应保持理智，这和18世纪初叶时的欧洲的情形非常相似。
因为在我们之前曾有过浪漫运动、法国革命和欧洲大战，所以我们觉得人生中理智的作用，并非像安妮女王统治时期人们所希望的那样重要，因为理智本身在进行心理分析时，是完全靠不住的。现代人生活中理性以外的三项主要活动是：宗教、战争和爱情。这三种活动都是超理性的，但爱情并不是反理性的，也就是说，一个有理性的人也能够理智地去享受爱情。在当今社会，宗教和爱情之间存在某种敌对的情形，其原因，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也正是因为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不同，而导致了这种基于禁欲主义的敌对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在现今社会，爱情却有着一个比宗教更危险的敌人，这就是事业和经济的成功。人们普遍认为，在美国更是如此，人们不应当让爱情去妨碍他们的事业，如果不这样做，那就太愚蠢了。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和在人类的其他问题上一样，平衡是不可缺少的。为了爱情而完全牺牲事业是愚蠢的。虽然有时也许属于一种悲壮之举;但为了事业而完全牺牲爱情同样是愚蠢的，而且决称不上是壮举。然而，在一个普遍以金钱掠夺为目的的社会里，为了事业而抛弃爱情的情形是司空见惯的，而且是无法避免的。
以一个典型现代商人的生活(尤其在美国)为例：从他初涉社会起，他就把全部的精力放在赚钱谋利上，而其他的一切不过是可有可无的消遣而已。年轻时，他长期嫖妓，以满足他生理上的需要。后来虽然结了婚，但他和妻子的兴趣完全不同，因而夫妻之间更谈不上心心相印了。他每天很晚才回家，而且由于工作繁忙早已疲惫不堪。当他第二天早晨起床时，妻子还在睡梦中。星期天他要打一天高尔夫球，因为运动可使他能有足够的精力和体力去挣钱，是不可缺少的。在他看来，妻子的兴趣完全是女人所特有的，所以他即使认同她的兴趣，也从不打算与她共享这些兴趣。同他在婚姻中的爱一样，他也没有时间去找情妇，虽然在外做生意时，他也许会偶尔去逛一逛妓院。在性方面，他的妻子一直对他很冷淡，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从来没有闲情逸致与她调情。从潜意识上说，他是不满意的，但他并不知道原因之所在。他排泄不满情绪的主要方式是工作，有时，也通过其他一些不大称心的方式，例如，通过观看有奖拳击比赛或制裁激进分子得到一种变态的安慰。他的妻子也同样对性生活不满，于是就在二流的文学中找出路，而且还折磨那些慷慨和自由的人，借以维护她的道德。夫妻之间在性生活上的不满，就逐渐转变为对人类社会的憎恶，但表面上还是给人以公益精神和高尚道德的假象。这种不幸的情形主要归咎于我们对于性的需求的错误观念。
圣保罗认为，婚姻中惟一需要的是性交的机会，这种观念总的说来是为基督教道德家们的学说所赞成的。对于性的厌恶蒙蔽了人们，使他们看不到性生活中好的方面。结果，那些在年轻时深受其学说之害的人糊涂一世，竟不能正视他们自己最伟大的本能。其实，爱远非仅仅是性交的欲望，它也是消除孤独的主要方式，因为在人生中，大多数男女都会有孤独感。在大多数人中，都存在着一种对于世界冷酷和人类残暴的巨大恐惧感;同时还存在着一种对于爱情的渴求。尽管爱情经常由于男人的粗鲁、暴躁或霸道，以及女人的无事生非和碎嘴唠叨而荡然无存。但那种持久而热烈的爱情会消除这种感觉。它会摧毁自我主义的坚壁，产生出一种合二为一的新事物。
其实，自然造人类的时候，并不是要他们孤立无助，因为人无法独自满足自然的生理欲望，除非得到他人的帮助，而如果没有爱情，有文化的人也将无法充分满足他们的性本能。这种本能是无法得到充分满足的，除非一个人将整个生命中精神的和肉体的全部，都沉浸于爱情当中。那些从未领受过纯洁的爱情所具有的那种亲密关系和深厚感情的人。失掉了生活所赐予人们的最美好的东西。假如青年男女不是有意识地，而是无意识地感觉到这一点，这种不满则使他们朝嫉妒、压迫和残忍的方向堕落。因此，社会学家的责任就是让热烈的爱情得到它应有的肯定。倘若人类失去了这种体验，男人和女人都无法进入完美的境界，而且也无法从世界上的其他人那里感受到那种对于神圣爱情的高度热情。而如果没有这种热情，无疑他们的社会活动将受到损害。
只要有适当的环境，大多数男女在他们生命中的某个阶段都能感受到热烈的爱情。然而，对于那些毫无经验的人，是难以把热烈的爱情和单纯的性欲区分开来的。对于那些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的少女，尤其如此。因为她们所受的教育告诉她们：绝不能和男人随便接吻，除非她们爱这个男人。一个要坚守处女贞洁的姑娘，经常会被急切和轻浮的性吸引所蒙蔽，而一个有性经验的女人却极容易把这种性吸引和爱情区别开来。毫无疑问，这种情形经常是造成不愉快婚姻的原因。即使男女双方存在着爱情，这种爱情也会由于一方或双方认为它是罪恶的而导致破碎。当然，这种说法也是有其依据的。例如，帕内尔无疑因奸淫而毁掉了自己的幸福，结果，他推迟满足爱尔兰人的希望达数年之久。即使这种犯罪的感觉是毫无根据的，它也同样会损害爱情。只有自由的、热烈的、无拘束的和全身心的爱情，才能得到各种善意的回报。
传统教育把爱情，甚至包括婚姻中的爱情，和罪恶连在一起。这种罪恶的感觉常在男女双方的潜意识中存在着，这种感觉不但在那些旧传统的继承者身上是根深蒂固的，就是在那些思想解放的人身上也是存在的。这种心理的影响多种多样，它常使男人变得残忍、愚蠢、做爱时缺乏同情心，因为他们既不会说些能够增强女人性兴奋的话，也不懂得如何才能使女人逐渐达到最后高潮，而这对于激起大多数女人的快感是至关重要的。的确，男人从来没有意识到女人是应当体验快感的，如果女人没有这种体验，那完全是男人的过错。在那些受过传统教育的女人身上，时常存在着某种冷酷的自负、肉体上的自我克制以及对于男人随意抚摸她的身体的厌恶。一个灵活的求婚者也许能够战胜女人的羞怯，但是一个敬重并称赞这种羞怯而且将其视为是女人贞洁的标志的男人，大概是难免失败的。结果，即使在结婚多年之后，夫妻之间的关系仍然拘谨而刻板。在我们祖先的时代，男人从不要求看到妻子的裸体，对于这种要求，他们的妻子更会吓得魂不附体。直到今天这种态度还是很普遍的，这是我们所意料不到的。即使在那些已经摆脱了这种观点的人中间，也还是有着不少的原有的拘谨之处。
在当今社会中，还存在着一种更是属于心理上的障碍在阻止爱情的充分发展，这就是有许多人在担心不能保持他们个性的完整。这是一种愚蠢的、为现代人所独有的恐惧。个性的目的并不在于个性本身;个性是一种必须与外面世界广泛接触的东西，所以它必须抛弃它的孤独之癖。固步自封的个性一定会被逐步湮没的，而那种能够在人类的交往中自由发展的个性才会丰富起来。
爱情、孩子和工作是增加个人与世界接触的主要途径。在这三者当中，按时间而论，爱情当居首位。此外。爱情对于父母培养孩子的爱心，也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孩子习惯于模仿父母，如果父母不能互爱，那么，当这些特点体现在孩子的身上时，它们所体现的只是其中一个人的特点，而与另一个人的特点截然不同。工作并非总能使一个人与外界有深入广泛的接触，况且能否做到这一点，全取决于我们从事工作时所具有的精神。纯粹为了金钱而工作是没有价值的，只有那种包含着某种爱的工作，无论是对人、对物或仅仅是对理想，才会有价值。仅仅为了获取的爱而工作也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这种爱和那种以金钱为目的工作，同是一丘之貉。为了得到我们所说的这种价值，爱人者必须意识到被爱者和他本人一样重要，而且还必须认识到别人的感觉和愿望就像是他自己的一样。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根据我们的意识，而且也应当根据我们的本能去把我们的自我感觉传达给他人。我们这个社会的激烈竞争，以及由新教和浪漫运动所产生的愚昧的个人崇拜，使得这一切犹如天方夜谭。
在解放了的现代人当中，我们所谈及的这种真正的爱情，正面临着一种新的危险。由于在任何时候有些人都不再顾忌性交的道德障碍，即使一点轻微的冲动也会导致性交，于是他们把性和真正的爱情当作是两回事，甚至把性与恨的感觉视为同一。对于这个问题，奥尔德斯·赫克斯利的小说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例证。他笔下的人物，和圣保罗一样，把性交当成单纯的生理发泄，而对于那些与性交有关的更高的价值，他们却一无所知。这种态度的惟一结果，就是禁欲主义的恢复。其实，爱情有其本来正当的理想和固有的道德标准。在基督教的说教和对于一切性道德不分青红皂白的反抗中(这种反抗大多来自青年一代)，这种理想和道德标准消失了。没有爱情的性交是不能使本能得到充分满足的。我并不是说这种性交不能有，因为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建立那不能产生爱情的坚固的藩篱，我要说的是，没有爱情的性交是没有价值的，我们应当从根本上把性交当成是爱情的冲动。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爱情强烈要求在人生中占有公认的地位。但是，爱情是一种无政府的力量，如果放任自流，它是不会安于法律和风俗的束缚的。如果爱的结果与孩子无关，那倒算不上什么大问题。但是，爱情的结果一旦与孩子有关，我们就会处于一个不同的范围。在这个范围里，爱情不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为人种的生物目的服务的。因此，我们必须有一种与孩子有关的社会道德，一旦发生冲突，这种道德便能驾驭由热烈的爱情而产生的欲望。理智的道德将会把这些冲突减至最低限度，只要他们的父母彼此相爱。因为爱情不但对其自身有益，而且对孩子也是同样有利的。因此，有理性的性道德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使爱情能健康的发展，因为这是与孩子的利益有关系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在研究家庭之后再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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